南方论谭

　　日前，江苏省在全国率先通过公推公选的方式产生了两名县（市）长候选人。这可以看作是我国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一种新的尝试和探索。

　　能否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是评价干部选拔制度的重要标准。不可否认，我们的干部选拔制度有不完善的地方。一些地方“党管干部”演变成了“书记管干部”。干部的升迁是少数人就能决定的，客观上就使得“活动活动”成为可能。这种“跑官”行为，直接导致了“卖官”、“买官”现象，不仅产生了吏治腐败，还造成人身依附和“派系”。

　　救治的方法就是公开性和大众参与。从江苏省“公推公选”的程序看，有“较大范围的两轮民主推荐”（例如“公推公选”的沛县县长候选推荐人得以产生，是经徐州754名副处级以上干部以及123名沛县当地、外县和市直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市委全委会约30名成员的认真推荐）；“市委全委会差额票决等程序”，干部选拔的参与者范围明显扩大了。这就在客观上极大地增加了“跑官”的成本，使“跑官”成为不可能。

　　因为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对个人行为的收益和成本会进行精确的比较分析。成本太高，而收益又不可控，无法计算，再傻的傻瓜都不会做！

　　所以，吏治腐败说到底还是一个制度问题，而不单纯是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想升迁是人之常情，是生活的动力，甚至可以说就是“事业心”。一个最有效率的管理制度，一定是一个可以满足每一个成员不断升迁欲望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产生的效率是建立在每一个成员升迁欲望的动力基础之上的。

　　当然，“公推公选”还是干部范围内的事情，即推选者和候选推荐人均是干部。如果是“民推民选”，“跑官”的成本就更大了。

　　“公推公选”程序中还有“民意测验”。比如沛县参加民意测验的100多位各界人士，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干部，其中沛县人占近1／3。这种民意测验的民意代表性如何，甚至是否可以用这种方式代表民意，都是可以讨论的。当然民意测验不是“民选”。而即便是这样的民意测验在程序中也没有“计划单列”，而是与调研报告、演讲答辩并列在一起的（比例为3：3：4）。这实际上反映出，我们仍然认为干部就应该首先是一个专家，一个精英，而不是一个由人民选举并向人民负责的政治家。当然由于中国没有对干部作“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分类管理，这种不调和是不可避免的。

　　“公推公选”是一个进步，但仍然是一种过渡性的方式。“公推公选”应当说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仅仅是干部管理体制内的技术性调整。

　　本报特约评论　张涛（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公共管理系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