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名人的关系，犹如舞台与演员。民主革命时期，广州这个时代大舞台吸引了方方面面的风云人物，这批人物在广州演出了一出出波澜壮阔的话剧，使广州文化更加生猛，光彩夺目。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是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心。国民党中央、大元帅府和国民政府设在广州，中共中央也一度设在广州。广州革命运动高涨，人心振奋，文化活动也很活跃。文化孕育革命，革命又激扬了文化。

　　革命运动在南方发展，广州最大的特点是名人云集。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之时，大批国会议员随孙中山来到广州。此后十年间，多次出现过名人来粤的高潮。不仅有政治、军事方面的人物，也有大批文化人。国民党、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来过广州。陈独秀来过三次，曾主管广东教育行政。毛泽东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主管宣传舆论工作。在广州工作过的还有茅盾、郭沫若、鲁迅等。

　　革命运动是改造社会的行动，人的文思的释放与激情的张扬，这对文化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广州文化之所以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得到发展，原因也在这里。

　　在发动和推进国民革命的进程中，广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先进文化高地。孙中山长时间在广州研究和传播他的革命学说，在广州亲自讲授三民主义。五四时杨匏安最早在广州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广州时，常在各校讲演，并发表过许多论著，当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候，其影响十分深远。身为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在广州的理论、宣传更是行迩及远的，《毛泽东选集》的开卷之作，便是在广州写作和发表的。在广州从事农民运动宣传工作的，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人士，如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师复，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等。各种主义、思想、理论都在广州有所流传，对广州文化中的理论底蕴进行深化，优越的地理功不可没。

　　从更早的历史来看，广州因易于对外交往，新事物输入较早，新思维、新风尚易于传入，人们眼界开阔，而思维冷静。经过革命风潮的激荡，这种情况更有所提升，形成既富于激情而又较为理智、务实的意识，这些意识又反过来作用于实际生活。发生在广州的革命运动，有不少理智、策略的表现。如“五四”运动时，有人说先施、大新、真光三大公司是“亡国公司”，意欲捣毁。这时广州的一位学者出来讲话，在肯定学生爱国热情的同时，指出三大公司对广东经济的发展作过“不容抹杀”的贡献，其资本大部分吸自海外，不应怄一时之气，而灰华侨归国兴业之心。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州再立改革开放之潮头。邓小平同志几次南巡谈话，深邃的思想、精辟的论断，掀起神州大地改革发展的阵阵春潮。随后而来的“孔雀东南飞”，使广州再次成为“人才洼地”，为新时期广州文化注入了新活力。

　　目前正在举办的“广州人文社会科学交流会”，在近一个月时间里，将开讲上百场论坛，邓伟志、牛文元、张岂之、二月河等一批国内知名学者云集广州，成为人文广东新亮点。

　　为有源头活水来。更多、更大的源头，使广州文化更有生命力，像珠江水一样奔腾不息，浩荡向前。（作者为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