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

　　迈克尔·斯卡平克

　　如今书市上大行其道的，是那些教人们快速发财的书，宣扬励志的书，鼓吹一分钟解决方案的书，而管理学教授的著作却很少脱颖而出，登上畅销排行榜。

　　但是，也有两位教授的管理类书比较畅销。最近，这两位教授用十足学术化的方式，对流行阵营的某位作者予以猛烈抨击。在今年9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中，针对认为“普通、平民化的CEO会比花里胡哨的CEO带来更多股东收益”的人，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和Deloitte研究中心主任、安大略的Ivey商学院教授迈克尔·雷诺给予了辛辣的嘲讽。

　　克里斯坦森教授和雷诺教授并未指名道姓，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他们抨击的对象是畅销书《从优秀到卓越》（GoodtoGreat）的作者吉姆·科林斯。就是在此书中，科林斯提出，朴实的公司总裁会比花里胡哨的公司总裁带来更好的股东回报。

　　事实上，科林斯先生并非教授。他在斯坦福商学院任过职，但是他的著作非常畅销，比如他与人合著的《基业长青》（BuilttoLast）就卖出了100万册以上，所以他干脆辞去教职，在科罗拉多的博尔多开了家“管理实验室”，在那里专职工作。

　　克里斯坦森教授和雷诺教授的著作是《创新者的解决方案》（Innovator’sSolution），它和《从优秀到卓越》一样，登上了畅销排行榜。更迫切的问题是，为什么克里斯坦森教授和科林斯先生这样的人这么少，为什么他们说的是经理人，写的是经理人，而经理人却对此无动于衷？

　　1993年，当时任管理学会（AcademyofManagement）会长的唐纳德·汉姆布瑞克将管理界形容为“近亲繁殖、封闭隔绝的圈子。”该学会的夏季学术会议就是异常封闭的活动。“每年8月，我们大家来互相交谈，在这一年的其余时间，我们互相拜读各自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然后自己写文章，以便在明年的8月又有人来跟自己交流。”

　　10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变。今年的管理学会在西雅图召开，管理学教师们济济一堂。他们来自于俄勒冈大学、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奥克兰技术大学等上百所学府。他们宣读论文，题目从薪酬委员会的角色到性别对职业成功的影响，五花八门。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个管理界的国际盛会上，出席的经理人却几乎一个没有。盛世广告公司总裁凯文·罗伯茨发表了演讲，但再没有什么其他总裁在会上露面。

　　汉姆布瑞克说，自从他1993年发表会长就职演说以来，他看到了一些进步。在商学院之外，管理思想被讨论的范围比以前更广了。但是他承认，即便是有经理人来年会上发表演说，也没有几个留下来参加其他的会议活动。

　　来商学院发表演讲的公司总裁们也一样，通常是讲完就走。商学院觉得自己有很多向商界领袖请教的地方，而商界领袖却没有礼尚往来，主动要求来听商学院的课程。

　　没有哪一个学术领域像管理学这样脱离论述的对象。试想一下，没有医生出席的医学会议，或者没有律师出席的法学会议，能开得起来吗？

　　商学院的研究也一样。医生的杂志架上总能找到《英国医学期刊》或者《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之类学术期刊。但大家有多少次在经理的办公室里看到管理学术期刊呢？

　　一方面，医学和法学之间大相径庭，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和管理大相径庭。医学和法学是封闭的领域，不上医学院和法学院，你就当不成医生或者律师。但是，如果不上管理学院，却照样能当经理。事实上，有些经理人甚至宣称，不上商学院反而更有优势。

　　但是商学院在吸引学生方面却非常成功。在美国，MBA的总人数在1961年仅有5000人，到了2000年，总人数超过了10万。但是为什么经理人很少去拜读教授们的大作？

　　有些人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商学院对自身的定位，模棱两可。在商学院的发展史上，商学院一直要面对两个相互矛盾的需求，一个是吸引学生，另一个是赢得大学中其他同仁的尊敬。学生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学位，需要用知识、用资历来武装自己，毕业后找到赚钱的工作。教授们也知道他们想得到什么：发表文章，保证自己在法学、哲学、工程学的同行们面前毫不逊色。

　　这一矛盾并不一定让商学院的所作所为有失水准。有些商学院的研究是很值得称道的。问题在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晦涩难懂，充斥着许多“没有任何意义的”公式。

　　例如，有些教授的论文是谈董事会架构和国际政治风险之间的关系，文章中间会突然跳出一个公式，里面满是希腊的、拉丁的字母，还有如下这类解释：“x代表政治风险评级，y代表第I国员工数量，n代表该公司有业务存在的国家数量。”这些观点并不是非得有公式才能讲清楚啊，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些公式呢？因为这些公式让这些教授感觉更好，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教授。

　　但奇怪的是，如果把研究成果转化成可读的、没有公式的作品，其效果会非常好，正如克里斯坦森教授和科林斯先生所显示的那样。为什么这些教授不去追求这种好效果呢？这一现象本身可成为一个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