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的，我从一个新闻工作者转行当大学教师，已经两年了。两年教龄，还新鲜着呢。

　　常有朋友问我，当教师的感觉有什么不同吗？嘿嘿，很不同呢！

　　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你确实有一种“暂时的优势”，但你面对的，则是一些其前途无可限量，其发展根本没法预测的人———每一个人，都有着长远的道路，每一个人都充满希望。而我以前接触过的大多数人，我的朋友和工作同伴，都是发展得比较充分的人，都是差不多前景清楚的人，都是定型了的人。

　　以一种“暂时的优势”来面对无可限量的人，感觉和相处的分寸就比较微妙。“暂时的优势”，确实给我一种“制度化的尊荣”———“老师好！”，这是见面的问候，哪怕小伙子急匆匆擦肩跑过；有的韩、日留学的女生还要微微躬身，头发在脸前一飘一荡。我说这是“制度化的尊荣”，是因为人类千百年来都是这样安排这种关系的，不是特别尊重我一个人，也不是我特别值得尊重。是因为我知道，我比同学们多出来的，不过是年龄啊、阅历啊、经验啊，或者，因为你是专教一门的，所以比同学们的精力和时间更为集中一些，但这些，都是制度化的安排，而不是优秀和成功。老师的暂时优势，先出生的人的优势，是生命的“自然规律”；而与这种规律相抗衡，并超过这种规律的，是人类发展和知识进步的规律———“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规律。

　　所以，老师尊重同学也是有理由的。这是对个人发展的无限可能性的尊重，也是对一种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的尊重。

　　我们不同代的人，有幸坐在一起，来谈论人类已经积累的知识。这就是教育的安排。根据教育制度的安排，先由我来说，然后你们来提问和思考。我比你们暂时知道得多一点，你们的脑瓜和前途比我好一点。在你们尊敬的目光中，我站在那里侃侃而谈、滔滔不绝，渐入兴奋。而在以前的工作岗位中，虽也有同伴的探讨和争辩，但是我从来不曾处于这种状态，我从来没有说得这么多，说得这么兴奋和投入。我为此要感谢你们。

　　当然，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因为一种暂时的优势，老师还被分配了一些权力。这是一个在原来的岗位上并不成功和优秀的人，通常没有的权力。我不曾对同伴拥有一种权力；但是我现在对同学拥有一点权力。这是社会权力序列中最低最小的一种权力，但对于一群前途无可限量的人们，却是很敏感的权力。我知道，它可能比任何一种现实社会中的权力都更敏感，因为它是关于公正的最初的影响和教育。这对我是一份沉重，也是一种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