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三千门徒，经常与国王论辩，他的学问和修养大了去了。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四书五经都是他写的，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中庸》是子思写的。再追查，《大学》是曾子写的，《论语》是孔子的各个弟子回忆着记下的零星语录。孔子一生忙于劝各个国王重用自己，到晚年本来该著书立说了，他却从事起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修订了《诗经》、《书经》等古代文献，还删修了鲁国史官所记的《春秋》。

　　纪晓岚是清代的内阁大学士，编纂了《四库全书》，经史子集他一手总揽，可见学问也大了去了。但要查他写了什么书，却实在少得可怜。

　　南怀瑾也是我崇拜的国学大师，他除了早年写过一部生涩难懂的《禅海蠡测》外竟然没有什么作品。仔细查询才发现，现在市面上卖的签着南怀瑾名字的书都是他讲学时的录音整理！

　　因此我发现，真正有学问的人是慎于落笔、不爱写书的。正如2000多年前的孔子说的———述而不作。

　　之所以追寻这些历史名人，是因为最近我落下了头疼的毛病，一逛大书店就会头晕目眩，而如果逛了图书批发市场，我就得恶心好几天。

　　现在的书真是太多了！在赞叹社会进步的同时，我不由得头痛于五花八门的图书品种和各出版社重复出版的新书。

　　书啊，就像南方的春天，万物滋生。本来挺美，可是今天，杂草漫过了秀木，荒藤掩盖了花果。许多人想求真知、学真理，却不得不走马观花，把时间花在许多用剪刀、浆糊、哗众取宠的新名词和耸人听闻的新概念拼凑起来的流行书籍上，虚掷光阴，误入歧途。

　　一个人进入社会，就像进入一个陌生的城市，他需要一张城市的地图。这张社会的地图必须是清晰的，有主干有支脉，岔道被明确地显示，而大的建筑物也必须令人一目了然。这样，人才能真正明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了解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从而认识自己在社会和时代中的位置，找到自己前进的道路。

　　每每想到这些，我就免不了要厚古非今。

　　在中国传统社会，地图是非常清晰的。它有两条主干道：进则报国是“长安街”，退则思过是“平安大道”。槛内人尊崇孔子，隐士则膜拜老庄。

　　司马迁写了《史记》这样的鸿篇巨制，却表示，书必须藏诸名山500年，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张载提出，如果写书就得起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作用。他们都认为著书立说是非常神圣的事情。

　　今天，出书得由出版社批出个书号，似乎并不自由。但只要在市场上逛逛就能看出，现在的书号犹如昆虫的卵，密密麻麻、重叠交错。很多人都在批评这种不知餍足的出版垃圾———一本《菜根谭》几十家出版社推出，一本《唐诗三百首》有上百个重印版本……

　　实际上，最可怕的是淹没式的泛滥、图书水平的粗劣，以及用庞大雍荣来掩盖思想的贫乏。

　　这样有这样的好处———只要有想法，就要写出来让大家知道，别管是克林顿还是我们家保姆，只要写，就能在市场上出现。多么自由，多么惬意！

　　人类进步的阶梯与个人发泄的管道自然是两种功用。“闷棍文化”让中国休克以后重新塑造一个自我。于是，什么“宁缺毋滥”，什么“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都必须完全转变。

　　回想起自己买过的书、读过的书，真正让自己了解社会、了解自己的有多少？那些东拼西凑不知所云的书浪费了我多少时间！一位西方的经济学家曾批评西方的出版物“已经昏聩，建立一个由抽象概念、无稽之谈与沉寂构筑的现代后，已不再能预见未来”。

　　我想，孔子虽然饱受批判，但他的思想确实烛照了千年。他为什么殚精竭虑费尽心机地整理文化而不自己著书立说？他为什么会如此好古而轻己？

　　我揣测，他的理想是留下文化的主干，用原创的、系统的、民间加宫廷的文字支撑整个文化的宫殿。

　　而我们这些读者现在只能在没有主干道的阡陌纵横中搜寻，因为博杂，所以如果幸运，我们能捡到钻石，如果运气不好，就只能颗粒无收。

　　繁荣不是坏事，但繁荣不能失去主干。西方将传统文化比喻成“绝对音乐”。无论现代观念如何盛行，传统的音乐美学观必须有崇高的地位，它不食人间烟火，观众必须通过种种资本的运作，才能进入某一特定场所（如国家歌剧院），聆听引人入胜、令人如痴如醉的音乐。

　　有人大骂现在隔靴搔痒与哗众取宠的文字：“使传媒浅薄化，使律师讼棍化，使人文教师弱智化，使官员腐败化，使创造力和责任感不断流失，结果是，社会真实得不到反映，社会正义得不到伸张，社会道德不断滑坡，社会危机和隐患十面埋伏。”

　　我没有那么悲观，但希望摸清思想的边界，在读古书和西方翻译书籍之外，看到思想的光芒。希望有学问有思想的学者不要只满足于抠着自己的肚脐眼自我欣赏地阐述自我，而能好好捋捋中国社会的脉络，给好学者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