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任占忠告诉时讯记者：“我们在部分学校做过统计，希望在北京择业的在半数以上。最有吸引力的仍是北京、上海、广州，其次是大连、厦门、青岛等沿海城市。”

　　人才为什么非要挤进大城市？毕业生为什么宁可漂在北京也不愿到外地就业？智联招聘网CEO刘浩接受时讯记者采访时说：“人才流动在中国还不是根深蒂固的概念，更多的人倾向于在一个地方成家立业，换一个环境非常难。和美国比，中国的人才流动小得多。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职业关系网特别重要。在任何一个地区工作，必然牵扯到大量的人情、关系，如果要连根拔起到另一个地方，这些东西会丧失，要从头再来，很费劲，所以人们不会轻易离开。”

　　学经济出身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赖德胜的解释是：“国外的人才流动比较有序，去可以，回来也可以。中国则不同，人们宁肯在城市里晃，也不愿回农村或小城市，因为出去容易回来难。一是体制障碍，单位不放人，想离开就得送礼或交违约金。二是城乡差异太大，人们害怕在小地方呆久了，会变得眼界狭小，跟闰土似的。”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制约人才流动的瓶颈。这不仅发生在中国，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

　　墨西哥1／4的人集中在首都，印度人多挤向孟买、新德里，中国的城市也有级别之分。一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二级城市是沿海城市，如大连、青岛、厦门、宁波等，有一定基础和优越的环境；三级是合肥、郑州这些城市，此外可以看作四级城市。一级、二级城市人才一直在增加，三级城市维持现状，四级城市则不得不面临人才的流失。往往是上一级城市发展过于饱和、超负荷之后，才会有更多的人才流入下一级城市。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尔铎向时讯记者描绘了未来人才流动的梯级发展战略：第一梯级是沿海、沿江地区。沿海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向沿江发展，但现在沿海城市还未饱和，人才流动还没发生变化。第二级是中部向西部。沿海工资成本上升，就会向中部进行资本流动。从整个亚洲来看，也存在这样一个过程：日本趋于饱和，向亚洲四小龙转移；亚洲四小龙饱和后向中国转移；中国东部趋于饱和后向中西部转移。“总之，未来的人才流动与现在的流动趋势正相反，当现在的人才富矿趋于饱和后，人才必然会回流。”

　　显然，这是个市场自然配置的过程。“真正的人才流动应该是按市场的规律来配置”，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人力资源处处长王立平表示：“现在各地纷纷出台各种引才政策，比如来一个博士给房子、给钱，可能他们是为了吸引人才，但这种人才的流动就涉及了政府行为。”王立平认为，完善人才流动机制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首先，破除限制人才流动的阻碍性要素，因为户籍制度、档案制度、社会养老保障、医疗制度不成熟时，就会阻碍人才流动。二是人才市场的规范，整个人才市场要有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人才流动纠纷、劳动争议问题、人脉的流失都需要法制化。三是优化人才市场，提高各种人才中介结构、猎头公司的配置水平，规范诚信体制。”

　　中国人才交流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为人才环境的开发出谋划策：“要改善所有的环境，能改善的先改善。只要有一两个行业凸现，就会形成人才高地，从而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改善环境不能盲目地补窟窿，因为窟窿可能越补越大。”

　　想要发挥市场配置的积极作用，为自己的城市引进英才，就得先提升自己的硬件软件，提升城市的人才竞争力。很长时间里，投资流到哪里，人才就到哪里，这一简单法则在过去二三十年没有太大变化。长三角的台资，珠三角的港资，北京的政府投资，都是吸引人才的磁石。不过，这一法则已经显得过于简单了。

　　就像GDP不能说明一切问题，就业机会、发展空间、薪酬水平也不再是人才们惟一关注的东西。物价指数是不是太高，生活是不是舒适，空气够不够清洁，度假够不够方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工作是为了生活，并把生活质量提到了重要的地位。

　　在北京生活的刘先生说：“我周围很多人去了上海就没有回来，但上海来的人却很少在北京呆很久，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生活质量的问题。这些人月平均收入大概5000－10000，也就是常说的小资，他们觉得上海显得更有情调，服务意识和生活质量也好一些，不像北京，酒吧千篇一律，很土。”所有这些软性的东西，都是城市竞争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