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广州城区为半径，方圆一百公里左右范围内，在今天的花都、南海、新会、中山、珠海等地，先后诞生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批伟人、名人，如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容闳、冯如、詹天佑等。百年前，上述地区都归属广州府管辖。因此，若论籍贯，他们都是正宗的广州人。

　　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广州，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为什么是近代而不是古代才在全国大放异彩？近代以来，广州为什么能够向全国贡献如此之多的重量级人物？为什么是广州而不是其他城市，能够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

　　这几年，笔者与广东、广州考古界人士有过不少接触。在一座座古墓考古现场，在大量的出土文物前，笔者发现广东、广州考古界人士有一个难以解开的情结，这就是力图证明岭南、广州文化在过去并不落后。

　　其实，大量出土文物表明，广州文化是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互渗透影响下的一种地域文化。长期以来，在五岭逶迤于北，大海阻隔于南的大背景下，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尽管也有中西文化交往（而非激烈的碰撞）的机会，但毕竟因为文化的交往途径非常有限，不可能催生出广州文化的新质。

　　在很长一段时期，对中原农耕文化（当时的先进文化），广州只有虚心学习的份。但远离中心文化和交往的困难性，也决定了广州传统文化的包袱比较轻这一特点。步入近代，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西方文化的大举入内，为广州文化转型提供了良好契机。轻装上阵的广州文化，饱受工业文明的浸润和洗礼。

　　中西文化在广州的对峙、碰撞、交流、融会，催生出一种既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别于西方外来文化，但又与这两种文化有着广泛关联的广州文化新质。这种文化新质的特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开放、宽容、实用、重商、敢为天下先等。这或许是近代以来广州文化在全国崛起的一大关键？

　　还是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吧。以《步步高》、《旱天雷》、《雨打芭蕉》、《平湖秋月》为代表的广东音乐响遍全国。广东音乐本是丝竹音乐，初期演奏以二弦为主，兼以三弦、提琴、月琴、笛子，这合称为“五架头”。

　　近代以来，广东音乐从江南丝竹中吸收有益成分，改用二胡（高胡）为主，配以扬琴、秦琴、洞箫、椰胡、成为“五件头”；继而又引进西方乐器如小提琴、小号、萨克斯管等。如是完成了广东音乐的蜕变，广东音乐也由此从中国地方音乐中脱颖而出。这同样也是一种文化新质。

　　近现代以来，广州在建筑、马路、路灯、婚礼习俗、服饰打扮、饮食习惯、语言、绘画、戏剧、医学、教育等方面，都留下中西方文化相互渗透、融会的深刻印痕。可以说，这都是广州文化新质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