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对政府官员清廉抑或腐败似乎已有陈见。君不见长沙县委书记李振萼明明因公徇职，且长沙市已在长沙革命陵园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参加者数百人。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梅克保，市长谭仲池等省市党政领导均参加了，悼词上的评价是优秀干部，在县民中的政声也还不错，应该说可以盖棺论定了。但媒体上仍然揪住不放，不依不饶。有论者说，这说明国人对政府官员已经产生了“信任危机”。由此，不禁使人产生一种不太合时宜的想法：当官难。国人要求政府官员都能清廉正直，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不知当清官更难。

　　政府官员也是人。古往今来，政府官员和普通人一样都生活在人情关系网中。他们的清廉贪浊往往是由制度、时风造成的。

　　在封建社会，要作清官必须有上下左右的支持配合。特别是在上面要有上级的充分信任，而且这个上级还必须是位高权重的后台，当然也必须是清廉正直的，能确保清官不至于遭人陷害而冤死狱中。清官的左右也必须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幕僚等等。这方面《红楼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事例。贾政被任命为江西省粮道，这本是个管粮的肥缺，于是随其赴任的幕僚们便都抱了很大希望。可是贾政“一心想作清官”，“州县馈送，一概不受”。这样不仅使下级疑惧，而且因捞不到油水有些人便辞职不干了。未辞者也群起而怠工，并且制造事端，弄得上下内外，怨声载道。贾政不仅不能工作，要家里贴钱，而且面临着上级的参奏。于是只能由着下级去闹、去捞钱。这是欲作清官者的悲哀。晋代的山涛也是一个例子。他明知袁毅为官贪浊，可是在袁为邀买名声给朝官普遍送礼时，他也得接受，因为大家都接受了，自己独异于人，便会受到全体朝官的攻击。但他又不愿意同流合污，于是只能把袁毅送来的丝绸悬掛在房梁上，加以封志，作为不接受贿赂的凭据。

　　唐人张固著《幽闲鼓吹》一书，专门记载中唐名人轶事。其中有记载唐名臣张嘉贞之子张延赏一文：“相国张延赏，将判（古代官制以大兼小称为’判’）度支。知有一大狱，颇有冤屈，毎甚扼腕。及判使（到了度支使任上），即召狱吏，严诫之曰：’此狱已久，旬日须了’。明日视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钱三万贯，乞不问此狱’。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复一帖子来曰：’钱五万贯’。公益怒，命两日须毕。明日见帖子，曰：’十万贯’。公遂止不问。弟子承问侦之，公曰：’钱至十万，可通神矣。无不可回之事，吾惧及祸，不得不受也’”。这则故事中的狱吏，想来必是早已花了当事人不少的钱，所以他们才对这个冤狱一拖再拖，催而不办。出现在张延赏办公桌上的行贿帖子恐怕也是他们偷偷置放的。在这种情形下，张延赏即使下决心要作清官也是很难的。或以为张延赏不受三万、五万之贿是因为嫌钱少而不受，后在一大笔巨款面前终不能不动心。这种情况当然也有可能，但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张延赏说：“钱到十万，可通神矣。”并非是自我解嘲，而是事实如此。“度支”仅是户部下属的一个“司”。张氏以丞相临时暂管度支，以大官代任小职，故其初上任时气势汹汹确实想要大有作为。可惜张氏当时虽然位居丞相之职（唐代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行丞相之职），级别不可谓不高，但能牵制他、参奏他、甚至管他的官吏也还不少。十万贯可以用于普遍收买。到那时张延赏不仅作不成清官，就是想作个平民百姓恐怕也不可得。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俯拾即是。因此，张延赏所说的“吾惧及祸”，并非一句空话。如果他坚持独异于众官，这句话随时都会变成现实。

　　古代中国以儒教立国，儒家主张严“义利之辨”，重义轻利，实际上金钱仍然以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渗入政治、司法领域。个人、包括贵官大僚对它也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随波逐流，道义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在现今，我记得前些年曾出现过一位“七品清官”，可能已经被国人忘记。江泽民总书记在中纪委某次会上曾表扬过安徽某县一位县委书记拒收贿赂数十万，铁心做一个清官，但后来在他赴母丧尚未返任时，却不明不白被省委突然免职调离，原因不得而知，至今也未见后续报道。当时曾令很多人扼腕叹息。可见在官风腐败的时期，要想作清官，树立特立独行的风范，是何等之难。(稿源：红网)(作者：陈坚)(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