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打我，从星期五到星期三，都打我，惟有星期六与星期日。”这封遗书的作者是泗县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他在委屈和气愤中，拿出两瓶农药“甲蝽净”喝了下去，结束了年仅15岁的生命。对此，该县教育委员会主任李连庆还声称“今年是师德和作风抓得最紧的一年。”（详见12月5日《杨子晚报》）

　　说实话，孩子用生命捍卫尊严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看得多了，心里迟早也会麻木。但对该县教育委员会主任“抓得最紧”的说辞，却始终难以理解。他们到底是在怎样把“师德和作风抓得最紧”？为什么“抓得最紧”的时候教师们依然敢于“经常打学生”？“抓得最紧”到底是一个什么标准？

　　笔者以为，如果能够“抓得最紧”，该县的教师最起码应该知道体罚学生是不对的。可事实上，“在该校的教师当中，教师对轻微的体罚几乎都能接受”。该校教导主任赵贤栋竟说：“孩子调皮捣蛋，不打他怎能教育好？”笔者忍不住想问，什么样的体罚是“轻微的体罚”？在日益文明的今天，在我们传播文明的校园当中，还存在“轻微的体罚”和“严重的体罚”之分吗？掴脸能算是轻微体罚吗？尤其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作为一个学校的教导主任竟然公然赞同体罚学生的行为，这不是明显在纵容体罚学生吗？这样的教导主任能算一个合格的教导主任吗？他有没有受过严格的师德和职业素质教育？更进一步讲，连一个学校的教导主任尚且如此无知，该县“抓得最紧”又体现在什么地方？

　　更甚者，该县宣传部新闻科科长姚永的一句话更让人齿寒。他说：“以前，在农村教学要来得简单；现在则比城市难。”他的理由是“随着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权利意识逐步发育，农村的学生也逐渐懂得要求老师用平等相待来代替棍棒教育。”照此推理，原来之所以好教，就在于农村孩子不知道用法律来保护自己，那时侯的教育都是棍棒教育，孩子可以随意惩罚。笔者以为，一个县里的师德师风教育是否“抓得最紧”，作为县里新闻宣传科长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吧？他的观点尚且如此荒唐，难怪其他教师和农民会纷纷接受体罚教育呢。

　　正是在这些“无知者”的带领下，一群无知的教师实施着一些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教育方式，“不打怎么能教育好”？学生认为“与老师顶撞没什么好处”。家长则直接表态：“我把孩子交给你，就是要你把他管好，该打的时候就打”。对于教师们而言，这种“管好”的办法就是“打”。如此，则恶性循环下去，体罚什么时候才能与教育说再见呢？

　　“因材施教”的道理想必每位教师都懂，可是为什么我们总要让孩子用生命来捍卫尊严呢？教育真得不能没有体罚吗？孔子一生弟子三千，得意门生72人，也未必见得是通过体罚成才的吧？更进一步讲，调皮捣蛋是每个孩子的天性，如果他们一入校门就变成循规蹈矩的“机器人”，那才是教育的悲哀！教师们连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尚且不知，教育主管部门所谓的“抓得最紧”又从何说起呢？(稿源：红网)(作者：刘克军)(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