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浩

　　关于凡·高的书，我读过两本：一本是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欧文·斯通的《凡·高传》，一本是欧文·斯通编著的凡·高写给弟弟提奥的书信集———被称之为“凡·高自传”的《亲爱的提奥》。我喜欢后者，因为它真实可信，而且更能看清一个艺术家的内心世界。这些文字的背后，包含了一个有关资助与被资助的故事，一个有关慷慨和感恩的故事，其中的辛酸和悲怆，也许只有苦苦挣扎过的艺术家才能真正领会到。多年来，我反复翻阅这部书，觉得它才是真正震撼人心的，我完全理解凡·高的痛苦，完全能够体味到他内心埋藏的巨大的悲凉。

　　凡·高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的人，他在绘画艺术的追求上可谓执拗而倔强。为了绘画，他不在乎穷困的折磨，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提奥少年得志，23岁时就成了巴黎小有名气的艺术商。在凡·高27岁那年，提奥认为凡·高可以在绘画艺术上干出名堂来，便决意资助哥哥，提供凡·高生活和绘画所需要的费用，让他专心绘画，以实现两人共同的梦想。凡·高在内心一直视提奥的资助为一种投资，视自己的追求为两个人共同的事业，成功的渴望因此异常强烈。可怜的凡·高不仅需要时常表达感激，同时还不断给弟弟打气，让他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他就会赚到钱。他总是梦想卖掉自己的画，来报答弟弟，可是由于他所追求的印象派的绘画当时并未得到社会的承认，他始终没有如愿以偿。凡·高在生前只卖掉了一幅画。在预感到前景的暗淡的时候，他掩藏不住内心的绝望和悲凉。他的画不断地寄给了提奥，然而都只能堆在提奥的家里。后来，他认为自己简直是在欺骗弟弟，弟弟实际上是在施舍一个傻瓜，而自己那些画，弟弟是十辈子也卖不完的。悲愤和绝望终于把凡·高逼到了尽头，他的灵魂扭曲了，他终于疯了。37岁的时候，凡·高独自走到旷野中，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凡·高死后，仅仅6个月，被悲痛压垮了的提奥也死去了。

　　凡·高生前对提奥说过：“人们总有一天会了解，我的画的价值，要比我所花在画上颜料价钱，以及我的生活（毕竟是十分贫寒的）费用高得多。”事实证明，凡·高对自己的预测是正确的，在他死后许多年，他的画都卖上了大价钱。据报道，截至1989年底，世界上卖价最高的艺术品是凡·高的《鸢尾花》，价值5130万美元的天价。对于生前穷困无比的凡·高来说，这固然表明的是充分的承认和肯定，但同时也无异于一场尖刻的讽刺。

　　另有一本书，有着十分类似的内容，表现的也是在物质的困窘下，一个被援助的艺术大师精神世界的图景。这就是《我的音乐生活》———俄罗斯音乐大师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通信集。与凡·高一样，柴可夫斯基也是依靠援助才得以生存和工作下去的。“施主”是一个富有的寡妇———梅克夫人，在柴可夫斯基艰苦奋斗的岁月里，她在经济和精神上给予了他以巨大的援助。柴可夫斯基在刚刚显露音乐才华的青年时代，梅克夫人就开始作为“施主”向他“订货”。这实际上是一种照顾面子的资助，柴可夫斯基心里是明白的。在他写给梅克夫人的请求援助的信中，我们常常能读到他的苦涩和无奈，感激和悲凉：“我又需要钱了。我只能向你要。这是可怕的，这是痛苦而且悲哀的，但我不能不这样做，我必须再一次依赖您的仁慈。”“没有您的援助，我就活不下去。”感恩的柴可夫斯基，只有把自己的音乐奉献给梅克夫人，以表达自己的满怀深情。有一次，他在信中激动地表示：“从今以后，我笔下写出的每一个音符，都要献给您。”他们从未见过面，却把这种关系持续了14年。

　　凡·高和柴可夫斯基，两位青史留名的艺术大师，他们的成功，与背后慷慨的奉献者血肉相连，艺术史因此也为他们的“施主”记下了感激的一笔。两部书信集的流传，使两位艺术的爱好者同样青史留名。我们还需要回到艺术家这里来，触摸一下他们的内心。不难发现，作为受施者，无论是凡·高还是柴可夫斯基，他们在其与施主的通信中都表现出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情感：感激和悲凉。这充分表明，尚无名气的艺术追求者，其处境是多么的窘迫和尴尬。正因如此，具有顽强精神的不屈不挠的跋涉者，是值得钦敬的。凡·高、卡夫卡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生前的失败和死后的荣耀，具有辉煌的性质。

　　艺术创造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外界的干扰会磨损艺术家掘进的意志，三心二意会影响艺术家追求的纯粹。凡·高在当时如果不坚持用印象派的风格作画，就有可能获得不菲的收入，但他强迫自己安于贫困、与世隔绝。他告诫自己的是：“凭借一种更加了不起的才能，你不能够期望从你的工作中得到利益。”是的，“了不起的才能”。一种拒绝的才能，一种选择的才能，一种无条件地献身于艺术事业的才能。艺术家的所作所为，才真正称得上是无私的奉献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