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余

　　香港学者、思想史教授张灏经历了一个从批判传统到对传统文化抱有同情了解的态度的转变。读《张灏自选集》，从另外一个视角审视中国文化传统，追溯中国的文化认同危机裂变与弥和的轨迹，似乎更能够将对传统的关切与对现实的关切融为一体。

　　反传统的五四运动给中国现代思想史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反叛情结、激进情绪在特定的语境下，在积重难返的文化泥泞中，不失为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考察五四学人的学术背景和思想根蒂，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功底，这是他们反戈一击的资本。五四学人中的不少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又反过来一步步接近传统。这并非是因为他们不坚决、半途而废，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而是因为文化认同的危机促使他们的思想转弯。“反传统”只不过是一种提法，一时的激愤之辞，没有人会从一而终地反传统。割断是一种空洞的努力，那些标榜与传统断裂的人或许正在吃着传统这碗饭。

　　张灏的“幽暗意识”也是自传统而来，他从反面理解儒家对成德的需要的强调。正是因为现实生命是昏暗的，缺乏德性，所以，才需要提升和培养。儒家用内在德性去转化灰暗的人性、净化权力的方式，与西方用分权制衡的方式防止权力的滥用，其渠道和途径相去甚远，但是，两者的基点都是一样的，即为了阻却人类无限的堕落性。“幽暗意识”不是一种绝望，而是一种清醒。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罪恶潜能，促使他们追求私利。“幽暗意识”是西方民主的精神基点，由于预见了道德沉沦、权力腐化的诸种危险，所以，必须要靠法律、制度和规则加以管制和约束。国王可能犯罪，政府可能腐败，这种警惕和防范显然不是多余。正是由于有了对自身缺陷的正视，才确定了克制恶念、遏制恶性的各种渠道和办法。人的尊严不仅来自内心向善的一面，更与其对人性阴暗面的自省密不可分。人类一切良性制度的建立都离不开对人性现实的直面和思量。如果把人想象成天使或魔鬼的话，那么，民主与秩序都是多余的，所有的制度设计都是徒劳的。16世纪加尔文教派的清教徒通过人神对比发现了人永远无法神化这一事实。不能把人设定成守规矩的好孩子，在欲望的驱使下，他们随时都会冲破道德的防线。美国宪法所确立的“权力分置，互相制衡”原则，就是“幽暗意识”的一种体现。张灏把“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联系在一起，提示我们，性恶论不仅可以导致暴政，也同样可以通向民主和自由。一个健康和理性的社会必须时时提防和发现那些无所不在的罪恶。过分依赖于个人的自我修炼，寄希望于明君和圣贤，只能增加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

　　受大乘佛教的影响，宋明儒学感受到生命在现实中陷入昏暗的悲哀，提出了“复性”的观点。在“学绝道丧，人心陷溺”的时代，靠“见成良知”来挽救人心是脆弱的。儒家对德性培养的专注和对人格理想的追求源于对“天下无道”的恐惧。“人皆可以为尧舜”暗含着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未在修德方面下功夫的人，注定成不了圣贤。儒家主张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旨在实现其改善现实世界的理想。生命的意义就在接近圣贤境界的不断努力之中，这样一种心灵秩序只能存在于封闭的文化传统之中。现代中国的思想危机是社会变迁的结果。旧有的价值世界已成为易碎品，无论是迷恋、守护还是反叛、破坏都是同样的结局。任何社会变革都有它的价值支持，精神出路总是在粉碎与颠覆之后显现，它在等待着那些迷失的人们。

　　五四知识分子在转向西方求经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人的意义和价值，这并不是什么意外收获。对价值的重新估量不仅是对偶像的告别，更是对新的意义世界的召唤。五四宣告了旧的意义世界的终结，个人解放实质上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认同，如宗白华诗云：“我信仰，我也是神。”民主社会对人之本性的低估并不能造成精神的压抑，因为民主社会的规则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既然大家都被怀疑是可能滥用权力的人，那么人们只好共同选择了法律空间，规则是理性和秩序的化身，尊重规则便是尊重自我。人们清楚，如果自己拥有侵犯别人权利的自由，那么自己的权利也无法得到有效保证。民主是阻挡人们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的最基本的一种方式。而对于经受长久压抑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民主与个人解放无疑是一种高调的声音，呼喊本身就是一种摆脱，一种粉碎，一种自我认同。但是，仅仅靠这种声音的高扬是远远不够的。繁华后面有憔悴，富有狂飙精神与浪漫情怀的五四知识分子在遇到外界的扭曲之后，便陷入了寂寞、凄凉的境地。张灏说：“中国思想的激化可以说是政治的双重危机和一连串现实的改造失败一步一步逼出来的。”从绝境撤回到日常现实中，方能从容地思想，真诚地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