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刚（澳门）

　　钱钟书的学术研究就其总体而言，与许多古希腊哲学家的学问一样，都有不受学术分科限制的特征，因而都是“综合性”的。

　　钱钟书曾经指出：“人文学科的各个对象彼此联系，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不同的科学。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诗可以怨》）尽管钱钟书将学术分科或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称为“没有办法”避免的选择，但从他跨越文学、史学、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诸人文学科的学术实践来看，他显然是以“通人”而非“专家”为其学术目标的，其学术的“综合性”特征也是与此直接相关的，可以说是颇得古希腊学风之神韵，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的人文传统的再现。如果将钱钟书学术研究的上述特征与其学术著述的充满机趣、及其论学谈艺的盎然意兴结合起来看，他简直就是一名古希腊哲人式的“爱智”者（希腊语“哲学”一词的原义即“爱－智”）。

　　柏拉图《会饮篇》借助神话讲述了对哲学的理解：哲学就是爱欲（eros），它的父亲是Poros（富裕），母亲是Penia（贫穷），因而它自己处于贫穷和富裕之间，是个永远在中间奔跑不息的东西。“爱欲”就是奔跑不息的，当它停下来时，也就无所谓爱无所谓欲了。哲学就是这个奔跑不息的爱欲。他欲爱着世上本不存在的最美的东西：eidos（理式）。这就是哲学之为“爱－智”（philia－sophia）的根本原因。终止欲求而得到的只不过是死寂的“智”，而不是“爱－智”，因而它算不上哲学。

　　钱钟书长期困居书斋，在非世俗的、超越古今中外界限的知识领域奔跑不息，驱动他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爱欲，对知识的爱欲，对智识不断积累的爱欲，由于其他爱欲受时代环境、超我人格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不得不压抑，这种形而上的爱欲也就特别强烈。从学术境界着眼，他可以说是一个走在求知求真之路上的得趣者，但并非得道者。和孔子、庄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福柯等中外学者相比，钱氏之学还是庞杂了些，没有那种“吾道一以贯之”的大境界，这和体系不体系并无关系。

　　“爱智”这个提法和孔子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颇为神似。爱智者是把哲学当成爱欲，乐知者是把求知当成乐趣，其实质都是把情感取向作为理性认知的内在驱动力，也就是融“可爱”与“可信”于一体，而不是笛卡尔式的将理性与激情判然而分。爱智与乐知还意味着一种超功利的求知心态，也就是一种知识学意义上的游戏精神，较之当今人文学者在学术评审体制压迫下的苦心经营，或投机作业，实有云泥之别。

　　钱钟书在借助还乡隐喻考察认知过程时指出，道家与禅宗视“业已参悟终极真理的得道者即如安坐炉边的王者，得大自在于人生的终旅”。此种观念恰与莱辛式的认知趋向形成对照，后者宁愿放跑真理以求追逐的快感。钱钟书并未由此轻言东西方精神之异，他只是戏谑地评论道，“为了追逐之乐而追求真理，其所求者乃是乐趣，而非真理；这类似于小猫围着自己尾巴打转的游戏。”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12月12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