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岚清教育访谈录（图书连载）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12日06:51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二○○一年九月十日，李岚清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全国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

　　编者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十来年间，有关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究竟是如何作出和实施的？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的李岚清同志，担任过国务院两届副总理，分管教育工作达十年之久。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记者走访了他，于是有了《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一书。我们选登了部分章节，以飨海内外读者。

　　分管全国教育工作

　　记者：1993年您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教育工作，据我们了解，在您50多年的工作经历中，大约有近40年的时间是从事经济工作的。当时国务院领导分工，让您管全国教育工作，您是怎样想的？

　　李岚清：1993年国务院领导同志分工时，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要我分管经贸工作的同时，还提出要我分管教育。我感到很意外，也感到很紧张。感到意外的是，自从我参加工作以来，没有做过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对教育我的确是个外行；感到紧张的是，教育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及前途的根本大事，责任太大，担子太重，力不从心。再加上听说教育方面的难题比较多，也听管教育的同志说过，教育工作不好做，教育投入也不足，“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而社会上似乎人人都认为自己是教育家，对教育工作批评较多，甚至有人说，教育和国企改革是中国的两大世纪难题，等等。当时我思想上压力很大，一时实在难以从命，请求总理是否可另作考虑，李鹏同志表示，其他三位副总理担子都已很重，难以变动。经过反复考虑，次日我在给李鹏同志关于我的工作分工问题的一封信中提出：“如果教育工作实在没有人分管，我也只能勉为其难，边学边干，去试一试。我想这方面的问题也不少，也要花大量精力。”这就是当时我的实际思想状况。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领受了这一任务后，也就不再考虑什么难不难、干得了干不了的问题了，而是把思路转到怎样去做这项工作上。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尊师重教传统的国家。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就出现了大教育家孔子，后人给他的称号为“大成至圣先师”。我小的时候，虽已是上“洋学堂”时代，但寒暑假到私塾补习四书五经时，一进门还要先向孔子的牌位磕头行礼。春秋时期另一位思想家、政治家，“肚子里可撑船”的宰相管仲曾说过：“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尊师重教的思想在我们这一辈人思想上的烙印是比较深的。

　　对教育我确实是个外行，但仔细想了想，前边似乎可以加个修饰语，还算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外行。虽然我没有做过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但这几十年在各种岗位的工作中，我体会最深的一条就是人才太重要了。不管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人才。

　　我长期是从事经济工作的，这里我给你们讲一段切身的体会。1952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长春参加我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的筹建工作。当时国内谁也没有造过汽车，也不知道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是怎么一回事。然而从1953年“一汽”破土动工到1956年建成投产，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厂，更确切地说是建成了一座汽车城，开创了我国的汽车工业。这其中固然有众多的原因，首先是中央的高度重视，有广大干部群众渴望建设新中国的激情，还有当时苏联的帮助，等等。但是，我认为其中最直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建厂领导同志能真正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早在筹建初期，在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一汽”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调集了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包括留学归国的专家、大学毕业生等，可以说是人才荟萃。在繁重的建厂工作中，厂里开展了广泛持久的培养人才的活动。对从党政军部门调来的干部，要求他们学文化、学技术、学业务，摘掉“白帽子”，变成专业人才；对从学校分配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要求他们结合担任的专业工作深入学习，尽快成为专家；对招来的青年工人，都进行了系统而严格的培训；还选拔了500多名领导干部、技术人员、技术工人赴苏联学习。为解决教员缺乏问题，除了聘请一批苏联专家在现场进行指导外，还提倡能者为师，让高学历和留学归国的技术人员担任教员。那时，全厂干部、职工在完成艰巨的建厂和生产准备工作的同时，业余时间基本上都用在学习上了。那时的“一汽”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学习型工厂”，厂里明确提出“出汽车，出人才”的方针。这不但保证了“一汽”的顺利建成和投产，而且还为全国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工业战线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后来，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度遭到严重的干扰、破坏，我们国家的建设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对此我们都有深切的感受。

　　20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我们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时，学校都停课了，人才从哪里来？除了“一汽”的支援以外，一方面争取尽量多地调集“文革”期间已经毕业的大学生；另一方面我们还同武汉的高校合作，办职工大学，培训技术和管理骨干。我还请了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同志当职工学校校长，后来这位同志当了“二汽”的总工程师。“二汽”就是这样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建厂任务。

　　七十年代末期，我参与同德国谈判汽车技术引进工作。当时奔驰汽车公司的人告诉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公司几乎全被炸毁了，但战后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又重建起来，而且比过去更好，主要原因就是该公司原来的人才还在。

　　在我整个工作的历程中，我体会最深切的是，要想把事情做好，大至国家，小至一个单位，都得靠人才；没有人才，再好的路线、方针、政策也不行。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没有好的和尚，再好的经都可能念歪了”。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大的方针、政策也是很好的，但如果没有足够的合格人才，贯彻实施起来就会很困难，甚至好事都可能办糟了。所以，无论做什么事情，关键的一条是人才。培养人才靠什么呢？当然要靠教育。因此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是我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受。于是，我决心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一定要尽心尽力地搞好分管教育这份重要的工作。

　　从心系教育到情系教育

　　记者：1998年，您再次就任国务院副总理并继续分管教育工作，这时，您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

　　李岚清：1998年当我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以后，朱镕基总理征求我对分工的意见。当时我向总理表示：希望继续分管教育工作。至于其他工作，总理让我管什么，我就管什么。这时我已经是常务副总理了，也不能只管教育。除教育以外，总理还要我分管财政、税收、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新闻出版、老龄工作，等等。1993年李鹏总理让我分管教育工作时，我怕管教育；1998年，我主动提出希望继续分管教育。我的心态为何有如此大的变化呢？一是前五年的工作使我对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从感性到理性都有了很大提高，已进入角色，可以说已是心系教育。二是一些重大的工作思路已与同志们形成了共识，大家合作共事很默契，很愉快，与教育界的同志们有了感情，可以说已是情系教育了。所以我常和地方及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说：“要带着感情抓教育，工作才有作为。”三是我们正处于跨世纪的时期，20世纪的目标正在实现中，我们的工作也正是试图为新世纪的教育事业构建一个较好的基础。四是新一届政府成立后，朱镕基总理提出本届政府的最大任务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既然继续在国务院工作，自然希望在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保持连续性，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段落，我也更有义务和责任把教育工作做得更好。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态。

　　我分管教育工作十年，与教育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十年来，我安排工作，听汇报，开座谈会，外出考察，调查研究，教育是主要的内容。我到过许多幼儿园、中小学、职业学校、高等院校，会见过许多教师。现在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往事历历在目，教育深深地留在我心中。这大概也是我乐意接受你们采访的原因之一吧。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12月12日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