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朱国秋

　　据美国媒体近日披露，隶属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全国医学研究所”，近年来已在全球各大药厂的“银弹攻势”下迷失了方向。一项秘密调查资料显示，该权威医学研究机构的许多顶尖科学家被药厂聘为“医学顾问”，并通过现金和股权等方式暗中收受了巨额“好处费”。尽管这些“生财有道”的科学家辩解称，担任药厂顾问不会影响该机构的独立性，但美国舆论普遍认为，此举必然会让一些疗效存疑的新药流向市场，从而对病人的利益造成严重的伤害。

　　“咨询费”都是现金

　　由于“全国医学研究所”拥有一大批包括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在内的美国医学专家，因此，它的权威性在美国医学界不容置疑。该机构最早成立于1887年，当时的名称是“全国卫生实验室”，是联邦政府拨款成立的用于对付大规模疫情的医疗研究机构。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演变，该机构目前已成为拥有27个研究中心的医学界“超级航母”，每年的预算达279亿美元。

　　按理说，“全国医学研究所”既然是联邦政府机构，其雇用的科学家也理应属于公务员性质，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他们应该自觉地和医药工业保持一定距离。

　　而从经济收入上看，该机构的科学家也是联邦政府雇员中的高薪阶层，平均年薪都在20万美元以上，应当足以“养廉”。但事实上，在过去多年来，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经不起各大药厂的金钱诱惑，纷纷受聘担任兼职医学顾问。这些挂名的顾问平时根本不到药厂上班或“视察指导工作”，只需在药厂研制新药经费短缺或上市遇到困难时，利用自己的职权帮助药厂从联邦政府搞到研发经费，或利用自己的权威影响力说服医药监管当局批准新药上市。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彼此心照不宣的交易都在暗中进行，药厂知道科学家对“灰色收入”有顾虑，因此往往通过现金方式支付“咨询费”，而且不需要签名留下痕迹。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科学家与药厂之间的“猫腻”过去许多年来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直到近年来一些药厂毫无顾忌地以医学权威为招牌大肆推销新药，美国媒体才开始接二连三地揭露这些丑闻。

　　昧良心说瞎话事例不少

　　早在1999年，“全国医学研究所”的卡茨博士就主持过一项肾衰竭病人的研究项目。在他的建议下，一位参加临床试验的病人服用了德国一家药厂研制的一种名为AG的新药，结果不久就一命呜呼。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卡茨应该立即中止这项研究项目，并警告所有医生不要再给肾衰竭病人使用这种新药，但事实上，卡茨只在死亡报告中简单写了一句“因并发症死亡”，然后从此不提此事。病人家属可能还不知道，卡茨除了拥有全美最权威肾病专家的头衔外，同时还是那家德国药厂的医学顾问，在过去10年里曾暗中收取了该药厂60多万美元的报酬。

　　从美国媒体揭露的事实看，类似昧着良心说瞎话的事例还有很多。该机构的加林博士是全美基因研究的权威，同时也是一家生物医学公司的高级顾问，从1997年以来，他已从该公司拿到32万美元的咨询费。去年，加林博士就以权威的口吻撰写了一篇研究论文，对该公司的基因转移技术赞不绝口，但在他的顾问身份曝光后，论文的价值就开始受到医学界的质疑。伊斯曼博士是“全国医学研究所”中首屈一指的糖尿病专家，他曾向美国药品监管当局写信，要求他们批准一种糖尿病新药上市，并且声称这种新药不会对肝功能产生任何副作用，但仅仅几个月后，参加伊斯曼临床研究项目的一个病人就因为服用这种新药而暴毙，肝病专家事后发现，病人是因典型的肝功能衰竭而死亡。毋庸讳言，伊斯曼也是该新药制造公司的高级顾问。美国媒体的调查发现，“全国医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中，担任药厂顾问的比例已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即使说“全国医学研究所”已被全球药厂“整体攻陷”也毫不过分。而除了给药厂新药贴上权威的标签外，联邦政府每年拨给“全国医学研究所”的巨额研究经费中，也有不少通过“联合研制”的名义流向了各大药厂。

　　政策不严是诱因

　　美国权威医学机构的专家之所以能在过去那么多年来心安理得地捞外快而不用担心“东窗事发”，与某些变相鼓励政策不无关系。“全国医学研究所”1998年通过的一项内部规定明确表示，其雇员可以拒绝透露担任兼职顾问的“灰色收入”。然而，此次丑闻曝光后，这项政策的合法性受到公众的普遍怀疑。

　　目前，“全国医学研究所”正在考虑修改有关内部规定，今后有可能会要求属下的医学专家如实申报所获顾问收入，并定期向大众公布有关情况。

　　《环球时报》〔20031210　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