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工作中间,一个人总要同各方面各不相同的同志、朋友接触打交道,而且也不会同各样书刊、电影、电视脱离关系。《红楼梦》里留下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两句,不知谁是这两句话的真实作者,我一向深感其极明白、极精深、极概括,不仅可为从事文学工作的真经,也可为做人做事、立身处世立于不败之地的真经。曹雪芹所以能写出这部杰作,就是据此艰苦磨炼、反复修改多少次才得以完成,永存的。人的一生,除了爱惜生命,种种遭遇,岂非即可用“世事”与“人情”这两端包括?能洞明世事,便有真学问,有了真学问,有文字好,无文字也好,就能做好事,做大事,有益于人,有益于世,有教于后代。真“明”得远大、“明”得深刻,穿越过去,预见未来,登高望远,昔有先贤,后有来者。“洞明”非一般的明白,乃指还有极大的穿透力,知古知今,知道自己应当走怎样的道路,勇往直前。“练达”人情,就是在各种实践中,多方体察、了解周围各种性格思想的人,工作表现的人,情感态度的人,绝不仅从人们的说话、文字,更从人们的行动、效果去反复研究估量才会把握识人本领。能练达人情,便是真文章,写出是好,没有写出也好,你一生的言动、精神本身的表现就是一篇好文章。“练达”,深入理解了人情,就能把每样必须与人们打交道、协作的工作做好,对已对人对集体,就能发挥各人的潜力,敬业乐群,共同办好大事,要事。所以说,这两句话不仅对从事文学工作,对立身处世,如何过好、珍惜这一生,都有启发、导引我们的作用。

　　这两句话,对如何进行文学创作,如何评价文学作品,作家作品得失,表明无非都看其中这两方面,世事写得如何,经历各种世事中的各色人情写得如何,作品对当代与今后的世事、人情起了和能起何种程度的认识、理解、感悟、熏陶、推进作用,当然最好是要符合“真善美”的积极作用。写出了活生生的人,真实、深刻、复杂、丰富的人生,人类具有的不断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人类能够提高自己的明证。但所有这些努力,文学工作者只能从对种种看到、感觉、察觉的现象入手。只写到现象不行,还应深入感悟、表现出现象后面、底里的东西、想象之内的关系,其间看出的可以更进一步感悟、觉察到其意义,哲理。这是否即所谓社会生活或人的本质?我国古人论艺,我见晋代陆机集中“演连珠”第45首即如是说:“臣闻图形于影,未尽纤丽之容;察火于灰,不睹洪赫之烈。是以问道存乎其人,观物必造其质。”后来苏轼《传神记》说,传神写照,法当把各人各有所在的具有特点的“意思”,即真可以表现其主要精神面貌、生命状态描写出来,求形似而不仅形似,更要求神似。黄庭坚于其《跋东坡论画》中,指出东坡此论,与陆机之论“托类不同而实契”。实也触及了文学创作描写人情物理与揭示本质的问题。当然,哲学与文学有异,哲学主抽象思维,文学主具体描绘,显示方法不得雷同。创作中必然要描写各种现象,又必然应透过各种现象显示人物的性格、精神面貌,生命力所在。要达到这种境界,究是怎样达到,而且非常丰富、深刻、感人,不但很难达到,并且连清楚地给以说明也极难。艺术的精妙,有时真是即有所悟,也极难言传出来的。活生生的人,可在同时遇到不同的种种问题矛盾,如何对待与处理、解决,产生的种种现象会非常复杂,甚至令人感觉难解,这因人是动物的一种,有动物性、也有人性,更有社会性,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上性格、教养、素质、环境、机遇又多差异,每个人都是“这一个”,都如苏轼所说,包括人在内,其所思所为所感,都有其“必然之理”,一切的事物都在流动、变化,而其流动、变化,如“水”。究怎样把对象的现象与主要内核,亦即现象与本质,不是简单相加,而是融浑一气来表达出来呢?这是不是西方已有的“现象学”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呢?对此,我所知甚少,也不清楚种种“主义”成说如何,极望扩大见闻的。感到若要把文艺问题深研下去,这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李裴《小说结构与审美》这部书,则正是他潜心读了许多中外作品,理论材料,对此类问题发表心得、见解。大都能具体结合文学作品,也能与中国传统诗学有所沟通,具有当代意义。记得十多年前,李裴和他的四位研究生同学定期在我简陋的屋子里经常掀起激烈争论时,他就已不时提出此稿中的一些见解,他的特点就是敏锐,看作品多,读西方新说也多。他们多能言善辩,认为自己所说在理。一次争不完,下次再争。满室烟雾,声传户外。并未都成共识,见闻毕竟增广了,深有互补之益,对我也一样。后来想起,成为我们一大乐事。现在他们已分在天南地北,五位去了五个地方。看到他们都在成长,在前进,便使我有了忘其已老的感谢。写这几句,不尽欲言,略表我的喜悦、期待罢。

　　2003年5月7日

　　上海

　　(徐中玉先生九十高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曾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此文徐先生亲撰,序李裴著《小说结构与审美》,标题为编者所加。张建建先生评论文字《一种存在性观照的小说理论》,已发表于《山花》杂志第十二期。)

　　作者：徐中玉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