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24岁，山东临沂人。初中辍学走出沂蒙山打工，从小工做起，现在是个包工头，多的时候手下有40来人。

　　为讨工钱找媒体，是因为实在找不到工程发包人了。经媒体曝光和济南建管局干预，12月4日，赵林拿回17245元欠薪。

　　赵林出名了，可脸上并没有讨到工钱后的喜悦，而是忧心忡忡。

　　辗转讨工钱无奈找媒体

　　“正月初二，来要工钱的老乡还是拿不到钱，有两个人就把我家刚买的彩电抱走了。我妈当时气病了。她后来一直怪我，说我挣的钱还不够生病的”。12月8日，笔者在济南见到了赵林。最近几天，他接受了山东多家媒体的采访。“我并不想出名，实在是欠我债的人都找不到了，没办法。”赵林一脸无奈。

　　2002年10月，赵林带着40多个民工揽下济南化纤厂一个两层楼车间的钢筋工程，今年元旦前就完工了，可4．4万多元的工钱被七扣八扣，剩下2．7万多元，发包方给了1．01万元，其余的打了欠条，再也没给。

　　“我们是在郁维祥手里接的这活，他是整个工程的个体承包人。去年腊月，他可能怕我找他要工钱，躲出去大半个月。”赵林记得很清楚，“我们派了两个人守在他住处，终于堵住了他。当时他说得很好，保证过年前先给1万元。”

　　就这样，赵林的40多个民工老乡揣着赵林开的欠条回家过年了，赵林自己则拿着郁维祥开给他的保证条在济南等钱。“去年腊月二十八，零下十来度啊，他终于跟我约好，到城北马路边上拿钱。我一个人去了，结果，郁维祥没出现，只派他手下给了我1000元钱。”

　　赵林说，就是这1000元钱，让他在家乡父老面前臭名远扬，谈了多年的女朋友也告吹。“乡亲们认为我把工钱私吞了。正月那几天，来找我要工钱的，每天总有30多人。实在拿不出钱，有几个老乡就把彩电和VCD抱走了。”

　　赵林在乡亲们面前丧失了信誉，原来40多个跟他干的人，没几个留下。今年，赵林的队伍有十来个人，只有两个是原来跟他的。赵林一直在找郁维祥，快一年了，仍没有结果。

　　“我只有通过电话，才能联系上郁维祥。他的手机号码换了七八次，每次我都只有问他家里人，才有可能找到他。他经常回答我说过几天就回济南，可快一年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今年11月27日，赵林再次来到济南建筑队伍管理处上访，正好遇上某报记者在这里采访。这给了赵林启发，他在门口终于等到记者，当天下午饿着肚子赶到报社，请求媒体曝光。

　　经过一番曲折，在济南建筑管理局的直接干预下，赵林终于拿回17245元欠薪。赵林当天就赶回家乡，把工钱还给了乡亲。

　　豆芽煮白菜辛苦干一年

　　一间薄板房里，摆满双层铁架床，这个狭小的房间里住了20个人。此时，他们正蹲着埋头吃午饭：3个冷馒头，加一碗豆芽煮白菜。

　　跟着赵林干活的人其实更苦。一年下来几千元钱的微薄收入，到头来却拿不回家，叫他们如何过年？

　　肖建是两个留下来跟赵林干活的人之一，今年35岁，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苍老。手上一双早已变成黑色的纱布手套，指头处全磨破了。和笔者交谈时，他一直在扎钢筋。

　　“我跟赵林是老乡，到工地上比在家种地挣得多点。他要到那笔钱后，把我那份给了我，六七百块。还欠我1000多，那是别的工程欠的，钱还没要回来，我看能拿到一半就是好的。我还是得跟着他干，因为他要到钱后还是会给我们的，有时候他还自己垫点钱发下来。今年这个活做完后，应该能带两三千块钱回去过年。”肖建消瘦的脸上泛起笑容，看上去很满足，这与赵林相反。

　　每年春节是建筑行业约定俗成的结算期，每个民工都在算，看自己今年能带多少工钱回去见老婆孩子。

　　每天五六点起来干活，下午六七点收工，有时候活多，就干到半夜。住的地方窗子是关不拢的，寒风呼呼直往里吹。天花板破了一个大洞，与之相通的隔壁厨房的油烟弥漫了整个屋子。他们的吃住和业余生活都在这里。中午吃的是豆芽煮白菜，每人3个馒头，是早上蒸好的，现在早就冷透了。有个民工手指间夹了一小块榨菜，是自己另外花钱买的。这样的伙食，每天要付给工地厨房五六块钱，从工钱里扣。

　　赵林说，“这还算住得好的。伙食一般就这样，还要花这么多钱。工钱就这么扣来扣去，剩下的还拿不全。”

　　层层搞分包层层欠钱款

　　一个工程少的话五六层转包，多的能到七八层。事实上，很多工程都是从源头就开始欠款，一层一层欠下去，最后落到民工头上。

　　赵林讨工钱的这个工程，甲方是济南化纤厂，乙方是济南一建；而济南一建主要负责供应材料，将工程分包给了南通三建；南通三建将这个工程分包给南通三建304处；304处拨过来几个管理人员后，将整个工程分包给了郁维祥个人；赵林分包的钢筋工程，就是和郁维祥签的协议。数一数，这已经是第五层了。

　　层层分包，环节太多，无疑给讨薪增加了困难。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民工都拿不到钱。事实上，很多工程都是从源头就开始欠款，有的开发商开工的时候，可能一分钱都没有，一层一层欠下去，最后就只能由无处转嫁的民工来承担。

　　最终还款给赵林的南通三建济南分公司，副总经理顾永康在还款现场曾作过一番辩解，而当笔者再次找到他时，他却再也不肯接受采访。

　　据媒体报道，顾永康当时面对讨薪的民工和记者，情绪激动。“欠民工的钱我们认，但上边欠我们的钱呢？你40多个民工总共才1．7万，别人欠我的是4亿多啊！你难，有我难吗？还不都是没奶吃的孩子！”顾永康当时说，南通三建在济南建筑市场上摸爬滚打近20年，干过的工程无数，但几乎没有一个工程是不欠钱的，陈年旧账多的是。“济南市的重点工程我们都参与了，有的已经投入使用好多年了，但欠我们的劳务费还没有影。国家规定工程款不到位不能开工建设，有几个建设单位遵守的？”

　　“你向社会曝光，那以后就没人再敢跟你合作，这等于自绝于市场；你诉诸法律打官司，即使一切顺利打赢了官司，但执行还是一道关；你迫不得已向上级行政部门告状，多半不会有结果。”顾永康也很苦恼。

　　据了解，截至目前，济南市建筑企业累计被拖欠工程款达38亿元，拖欠劳务人员工资4．9亿元。在总共38亿元的拖欠款中，政府工程和房地产开发商拖欠占了“大头”，不少已成为呆账、死账。据说，有80％以上的房地产开发商资金不到位就开工，卖完楼盘就开溜，济南不少已经投入使用的重大工程至今仍没结清工程款。这种现象，绝不仅仅存在于济南。

　　漫漫讨钱路年年复年年

　　“我们也要生存啊！”采访中，赵林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要是总通过媒体讨债，我们下一步没法生存。都是老关系了，要靠他们给工程。只好平时没事就去讨钱，不然不可能拿到。算一算，每个月1/3的时间守工地，2/3的时间讨工钱。再这么过10年，我都能开讨债公司了。”

　　事实上，赵林要到的这笔钱，只是一小部分，还有许多笔工程欠款，多的六七万元，赵林根本不敢用类似的方式追讨。“这个工程是第一次和他们合作，结果连人都找不到了，所以才下这决心。其他的都是老关系，再说人还能见到面。”赵林解释，“这笔钱虽然要到了，但对我今后做事有利有弊。我担心人家今后有可能知道我找过建管局和媒体，有工程也不发包给我。”

　　赵林的担忧不难理解。据了解，目前济南市建设规模正按每年20％的速度增长，共有建筑企业1050家，从业人员25万人，民工总量在十五六万人左右。而赵林讨薪，绝不是个别现象。

　　“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有些被欠的钱比我的多，他们不肯和我一起讨工钱，怕得罪人，想等到年底看能不能拿到。”赵林苦笑着说，“我估计很难。”

　　济南市建管局局长张奇说，现在建设单位普遍拖欠工程款、劳务费。可怕的是，人们对此竟习以为常。这个问题发展到现在，已找不到可行的解决方法。“其实民工工资在整个工程款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目前各部门下发的文件虽然‘解渴’，却往往因不具备法律效力，很难得到有力的执行。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看为民工讨工钱这工作，我们还要一年年重复下去。”曹玲娟谁来打破怪圈

　　“赵林，你怎么要到钱了还是不高兴啊？”济南建管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关心地问。

　　替赵林想想，有什么可高兴的呢？虽然要到了自己应得的东西，但更大的数目还欠着、更厉害的欠款人在背后，他根本不敢继续这样要钱。

　　分析恶意欠薪的原因，表面看来主要有这样几点：缺乏劳动法规保护，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几乎没有和单位签劳动合同的；整个建筑行业民工供大于求，你不干随时能找人代替；建筑业层层发包、层层克扣，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受害者最终还是民工；业主拖欠建筑企业资金，资金链从源头便开始断裂；一些建筑企业本身资金就不够工程支出，资金到位才能开工的规定形同虚设。

　　看来，整个建筑行业正处在一个强大的反市场怪圈中，民工们的血汗钱就被这个怪圈无情地吞噬了。拖欠成了“行规”，讨要反而被看成刺头、另类。

　　来自全国总工会的资料显示，目前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可能在1000亿元左右，而讨要之难无法想象。

　　谁来打破这个强大的怪圈？谁才能真正触动这个怪圈的核心？在这个问题上，不是无法可依，而是要捍卫法律尊严。像开工必须资金到位，工程发包按章办事，工资支付照《劳动法》执行，对每一个环节的执行情况都有监督，拖欠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可见，这个怪圈，本质上就是无视规则的怪圈，就是有法不依、执法不力的怪圈。打破怪圈既要靠各级各类执法部门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也探索一种机制，比如将恶意拖欠民工工资行为列为不良记录并影响到未来的项目竞标，比如要求政府投资的重大工程带头杜绝拖欠民工工资，等等，相信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曹玲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