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新京报》刊登了北京司法工作者王峻的时评《司法人性化要警惕“超前倾向”》。笔者认为这个命题虽然不错，但不应将罪犯杨某在北京市监狱服刑期间获得博士学位的新闻事件也视为“司法人性化的超前倾向”（有关杨某获博士学位的新文见10日《新京报》）。笔者认为，教育既是改造罪犯的武器，也是罪犯的法定权利，鼓励罪犯在监狱自学，是依法管理监狱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不属于“要警惕”的“司法人性化‘超前倾向’”。

　　我国监狱曾有沿用几十年的习惯称呼——“劳改队”。以体力劳动创造财富，用汗水赎罪，似乎成了罪犯服刑的唯一内容。但是，随着监狱管理理念的更新和法制化，“劳改”，不再是罪犯生活的唯一内容，他们同时享有法律赋予的受教育、娱乐等基本人权。刑罚，当然不排除限制罪犯人身自由的强制惩罚作用，同时，正如司法部长张福森不久前所说：“我国的监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也是重塑罪犯积极人格的场所”。这种积极人格的重塑，既靠劳动，也靠教育。变单纯惩罚为“惩罚和教育相结合”，变一味强调劳动为“教育和劳动相结合”，要“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正是我国《监狱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据报道，北京已有72名罪犯在狱中完成大学学业，获得高等自学考试毕业证书。各地监狱对罪犯文化、技能知识教育普遍比教重视，这也是中国政府在《中国人权状况》、《中国人权发展50年》等政府白皮书中引以为荣的事实。然而，无论是法律有关罪犯教育的规定还是监狱关于罪犯教育的具体措施，往往并不能得到社会理解、支持，被称为“万州第一贪”的易兴权在监狱读MBA的事件，曾经引发网络讨论中的一片不平之声，虽然笔者也认为罪犯在监狱念书不应享有超过“好人”的优惠待遇，但对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监狱不是学校”却不敢苟同。罪犯通过自学摘掉文盲帽子，或拿到中专、大专文凭，乃至获得博士学位，都不等于得到政治荣誉或者官员任职资格，不必为此大惊小怪，更不必拿“我也想当罪犯”的话来撒气。

　　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不因其成为罪犯而丧失或拒绝履行。《监狱法》规定“监狱应当对罪犯进行法制、道德、形势、政策、前途等内容的思想教育”；“监狱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对罪犯进行扫盲教育、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经考试合格的，由教育部门发给相应的学业证书”；“监狱鼓励罪犯自学，经考试合格的，由有关部门发给相应的证书”。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技能、奖励、减刑，已经成为许多罪犯重塑人生的希望和实实在在的努力方向。

　　实际上，各国法律和监狱都有鼓励服刑罪犯接受健全人格、文化知识、生产技能教育的规定和做法。我国司法机关重视罪犯教育的种种举措，也是在本国法律框架下和国际惯例在接轨。(稿源：红网)(作者：江南雨)(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