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世人特别是国人关注的“珠海买春”事件,在中方相关涉案人员陆续落入法网后,终于于2003年11月11日正式开庭审理。这起案子将怎么审、特别是将怎么判？私以为，法院在对犯罪嫌疑人审讯、判决的同时，也是对我国法律与司法理性的一次严肃考验。

　　的确，在亿万中国人铭心刻骨、不忍回首的受难、屈辱纪念日――“9.18”这个敏感的时间，数百名当年日本侵略者的同胞与后人，跑到我们的国土上嗷嗷叫着买春寻欢，确实够嚣张、丑恶的。尤其是新闻媒体将这个所谓的日本“旅游团”的无耻行径公开曝光后，不少中国人都恨的肠子发青、牙床发麻。正因为有这样一个背景，才使这起本来并不复杂的一般性刑事案件，过渡到了扑朔迷离的境况，上升到了事关国民情绪与似乎事关国体荣辱的敏感层面。

　　也正因为如此，法律的分寸、尺度和司法的过程、结论，才显得格外慎审与脆弱：怎么才能既保证不偏不倚、公平公正、独立超脱，又在最终作出一个符合法律准绳、不带情绪化的理性结果呢？不可否认，卖淫嫖娼在当今是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在我国的很多地方都已存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了。假设一下：如果这起轰动全国的“大案”、“要案”，当初没有河南的赵先生锲而不舍的报警与举报，特别是如果没有新闻界高频率、全方位的介入，它还能成为“大案”、“要案”吗？不仅不会，而且还极有可能出现日本嫖客起身走人、中国暗娼及组织、介绍、容留淫乱行为的酒店经营者各得其所的皆大欢喜的结局。尤其是这次已经站在被告席上的后者，说不定又成功地策划、实施了若干次谋利性淫乱活动了。

　　还有两个因素特别值得注意。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民众与舆论对日本和日本人而言，长期存在着一种似乎是天然的、与生俱来的戒备与恶感。小泉出任日本首相后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使这种戒备与恶感又得到了强化和“激活”。这是因素之一。其二是，珠海的“买春”案是一个犯罪链，即组织、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和卖淫、嫖娼。但现在走上法庭的，缺席了这个犯罪链中的重要一环，仅仅是前两类犯罪嫌疑人，即全是中国人。由于法律、国籍、引渡、外交等方面的原因，被告中没有日本嫖客。即便是有，我想“珠海买春”事件也只能限定在一般性的刑事案件框架。因为他并没有超出“卖淫”与“嫖娼”的范畴，就像甲国人到乙国嫖娼、中国的极少数人渣到日本嫖娼的性质一样。

　　“9。18”是政治问题，“珠海买春”是法律问题；卖淫嫖娼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珠海买春”是有特殊背景的法律问题。总之，这是个法律问题。然而，法律之所以称其为法律，就因为它是刚性的而不是弹性的；它尊重的是依据、证据、事实以及危害与结果的大小，而不是舆论的导向和民众的情绪。一句话，追求与遵循法律的精髓内涵，才是法律最崇高、最神圣、最终极的追求。面对“珠海买春”案，我想法律与司法的唯一选择，只能是冷静与理性地依照法治的非情绪化与不妥协性，以及在同案例前题下可以由此及彼、也可以由彼及此的推理性、互换性，才能作出一个真正经得起舆论、法律特别是时间检验的高水准判决。(稿源：红网)(作者：孙振军)(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