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斌武

　　去年读过李肇正的小说《永远不说再见》，今年又读到他的小说《傻女秀秀》时，作者的名字已经加了黑框，而且文后登载了黄志宏的文章《纪念我的先生李肇正·远不说再见》。披露了李肇正先生生前发表的300余万字的作品以及大量的遗稿竟都是在完成学校的正常的和非正常的工作之余，在无数个深夜完成的。他不敢看电视，连春节联欢晚会也不看。他在上海生活的10年里，甚至没有去过南京路。黄志宏的文字记载说，李肇正去世的当天晚上9点多钟才从学校监考回家，然后打开电脑准备备课，突然意外发病猝死。其生存和创作的状况可想而知。

　　这种状况在小说《永远不说再见》中也有体现。一个青年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踌躇满志，他租一间陋室，勤奋写作，要用自己的文学才华在大城市里找到位置，结果，虽然发表过许多作品，也得过奖，但是他无法自食其力，不得不靠一个三陪女养活，终于只好放弃文学梦去一家公司做职员，并发誓与文学永远不说再见。这一誓言，不论从作品人物的痛苦还是从作者创作境况的疲惫来说都是双关的两难选择。

　　《上海文学》杂志曾就李肇正的去世发表过一组文章。其中一些评论家就“李肇正现象”对当下的文学批评进行反思，批评了评论界用“圈子”排斥外来者，只肯接纳与自己趣味相投或趣味被改造过来的人的做法；指出李肇正的创作与时下文学潮流贵族化、精英化、商业化、时尚化、美女化的价值取向不同。李肇正笔下的主人公都来自当今社会的底层，寄予了作者对社会转型时期小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直面和正视。这些话说出了李肇正创作的情状，一是由于置身圈外的缘故，他的创作没能得到批评界足够的支持；二是他创作上的倾向性与时风不适，构成了他寂寞的创作性格和疲惫的生活境遇。

　　还是回到小说《永远不说再见》上去。小说的主人公应当是文学青年的新生代。这个文学群体在我们的周围不断地产生着又不断地消亡着，也逐渐地萎缩着。他们有才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来自底层的生活经历，但是没有足以支撑的生存背景，处在准城市文化圈子和生活圈子的边缘。作品中人物的逃离趋向，无疑是向社会发出的无奈呼声：如果不靠政府的津贴，新生代创作群体的专业化究竟有多少可行性。没有“圈子”的呵护，没有文化掮客的捧红，没有津贴的基本保障，他们的出路很可能走向“机会主义”，成为文化打工仔。小说中另类学兄的走向便是这样。他们四处揽活，为几集电视剧几条广告甚至某个老板的媚文而奔命。现状或许就是这样，文学创作不得不接受大众化受用对创作的制约，接受文化消费的拷问。娱乐消费、体育消费、时尚消费、商品广告消费、甚至政治消费（大量的消息报道对读者的购读诱惑）等等，形成了后现代文化“圈地运动”的迅猛态势，媚富、媚性、媚凶杀、媚商、媚官等种种影视和纸张的产物泛滥视觉，社会良知变得极其虚假脆弱。文学消费已经被挤压成一块充饥的饼子。往日盛大的殿堂已经变成冷落的作坊，新生代的人还有多少会心甘情愿地走进来，又有多少能够坚持下去。小说表达的意图中是不是有这样的内容，已不得而知，因为它的作者再无言相告。但他留下的文字表达了他的坚定守望。

　　“李肇正现象”的被提出，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文化界热衷于“人文思考”却忽略具体的“人文关怀”的现状。人们习惯了形而上的提台词人的一种使命口吻，借此掩饰着对真实的人文关怀的默然和麻木，对那些承载着转型期带来的痛苦却“一声不吭”的底层的人们缺少必要的声援，对那些敢于正视、敢于表述的作者缺少必要的关注和支持。

　　埃及作家纳·马哈福兹在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仪式上的讲话中说：“你们还能期待什么呢？难道不是容器里装有什么就渗出什么吗？”关于李肇正的创作也就是这样。他生活在底层，他的作品揭示了普通人多层面、多角度的人生图画。至于将来如何，我们也只能两可的说：“难说再见。”因为至今批评界仍然保持着足够骄傲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