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强

　　中学时期学过一篇语文课文叫《义理、考据、辞章》，其中有个重要的观点，即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这个传统观念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的行文。对此现代派小说家的态度肯定是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叙述方式本身就是内容，因此叙述本身也是一场冒险。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的代表作《法国中尉的女人》大约能成为这种论点的一个有力论据。

　　福尔斯反对现实主义创作的“全知观点”，即“小说家仅次于上帝，他可能并不是无所不知的，但却要作出无所不知的样子。”他主张“给人物以自由”。基于这种思想，《法国中尉的女人》写了三种结尾。不仅如此，他还打破时空界限，自己以隐秘的方式介入小说中间，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力量之一。小说发表之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反对者认为它“扼杀”了欧洲小说的传统，赞同者则认为这种方式并非简单地玩花活，更符合历史事件的发展规律。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赞同者的声音越来越大。

　　现代派先锋文学最大的障碍在于可读性。尤其患有强烈的时代焦虑综合症的中国小说家。他们为了创新而创新，弄得内容不知所云。据说还有如此空前绝后的高明创意，有人将报纸上的铅字单个剪下来混在一起，充分搅拌之后再随意拣起来，排成诗歌的样子，大作即告胜利竣工。这样的文学，要是能找到读者就奇怪了。而《法国中尉的女人》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除了形式上的三种结尾，小说内容更接近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它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描述和议论，放在现实主义的小说中间也丝毫不显得单薄。实际上，我认为它只戴有一顶反传统的帽子，内容完全还是传统的。换句话说，这是创新与传统结合得比较好的一次成功尝试。

　　第一次看到《法国中尉的女人》是在大学的图书馆，而且还是英文原版。一看题目，第一感觉是与爱情有关，或者还带点桃色新闻的意思，正对青春少年的胃口，于是我———很不好意思，就将它“借”了出来。窃书不算偷嘛。名义是要学英语。当然，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读过。后来，1999年的春天，我在上海书城看到了中译本，就是被百花文艺出版社收入“域外小说新译丛书”的眼前的这本。但因为是两个人合作翻译的，我对其翻译语言放心不下，没有买。前两天免费得了这本，一翻，还放不下了，一口气通读下去，丝毫没有阅读现代派先锋文学时的费劲与枯燥。之所以能够如此，除了因为部分现代派作品这两年给我的强制性阅读训练，主要还在于作者良好的现实主义式的描摹功底。这让我想起一个命题，那就是现实主义如同正楷，先锋以及其余各种

　　各样的技巧则是行书草书或者狂草行草。没有过硬的楷书功底不可能写好草书，缺乏基本的写作功底就去玩先锋玩技巧，只怕也走不通。

　　作为小说习作者，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既非离经叛道的三种结尾，也不是作者的贸然介入。而是他对题目前半部分、也就是那个法国中尉神龙不见首尾式的处理。按照常理，瓦格纳先生无论如何应该露露面的，不管笔墨多少。但是不，从头到尾，他一直作为背景，存在于人们的言语之中。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他女主人公的说法还存在前后矛盾。这种做法，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用过，我们一直没看到老爷的尊容；莫言的中篇小说《野骡子》也用过。这个人物虽然上了题目，但要想在文中找到她的身影，也是徒劳。作者先在题目上故意诱导读者，读到最后才发现原来是个玩笑。如此处理，给文章增添了许多韵味。也许这只是一个小技巧，但却是个运用得比较巧妙的小技巧。一部小说只要能在一个地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