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工头赵林这两天并不是真正的高兴。

　　12月2日，当记者在工地采访他时，这位年仅24岁的包工头正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一个大建筑公司欠他工程款1·7万元，拖延了一年迟迟不还。硬的、软的他都用过，没想到对方刀枪不入。没有办法，他找到一家媒体，在12月1日把事情曝了光。我采访他时，他正担心把事情捅出去，是不是彻底把对方给得罪了；如果对方恼羞成怒，一分钱也不还，就真倒霉了。

　　没想到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媒体披露后，很快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仅过三天他就如数拿到了欠款。一时间，赵林成了建筑行业的小“名人”，报纸上是他微笑着清点欠款的照片，电视上是他面带喜色侃侃而谈的镜头。联想到那一天他压力重重的样子，我以为赵林真的很高兴了。

　　但是，12月9日我又采访他时，他却对我说：“我的欠款是到了年底，在新闻媒体和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才讨到了。如果平时就有人这样帮我们，那就好了。”赵林说，年底的欠款都是平时积成的疙瘩，到了腊月二十七八，给多少钱民工都得走人，因为要回家过年。这时候是最难追讨欠款的时候。有关部门应该把功夫下在平时。

　　赵林给我讲了两个他讨薪的故事。

　　民工工资一般在一年的三个时候发：麦收，秋收和过年。这三个时候，民工要回家，都希望能给家里带点钱。

　　今年麦收前，赵林带领十几个民工跟章丘的一个建筑公司干活，连同前两年的欠款，这家公司已欠他们15万多元。五月底，民工们要回家了，催他去讨要工钱。赵林一去，对方却说他们干的工程量还没计算出来，让他回去等几天。但对方又像是很通情达理地说，民工急着回家，可以先支付2000元的车票钱。赵林说，这里边有陷阱，没经验的人会以为他们真没计算出来，实际上他们只是在拖延，想拿2000元钱打发人，这时候要“粘”上他，盯紧了。

　　赵林把2000元钱分给十几个民工——每人100多元钱。先让民工回家。

　　几天后，赵林又去催，这次工程量倒计算出来了，但对方又推托钱没到账，不过可以从其它地方挪2万元给他——2万相对于15万来说，确实太少了。赵林说，这又是他们拖延的招数。其实他们有钱，只是打算用两万元搪塞一下，能少给就少给点。赵林识破了这一点，很坚决地说这2万先不要，等钱到账了再来拿。空着手回去了。

　　我问赵林，这2万元你不要，就不怕他们真不给了？赵林有点得意地笑了，说绝对不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跟这个公司干了三四年了，以前的工程都保质保量地完成，对方很满意，从交情和信誉上讲，对方不会这样做；二是当时正干着一个大工程，对方还需要他们在麦收后继续来干。

　　一靠就是三天。对方沉不住气了，给赵林打来电话，让他立即过去取，2·9万元。很有讨债经验的赵林没有急于接，反问他们：“你们预备了两万九，是不是准备在我要求再加点时，给三万？这样看着像加了，其实等于没加。”　对方只好又往上加钱，最后一共讨到4·6万元。这时已经耽误了十几天，民工回家都已快忙完麦收了。他急急忙忙赶回去送钱，但还是晚了一步，有三四个民工因为等不到他，已经去其它地方打工，不再跟他干了。

　　赵林还告诉我，为了逼建筑公司还款，他们用尽了招数，有一次只是为了讨5000元，他就拿出500元请客；有时甚至用上了以毒攻毒的法子，例如该加的班不加，该10天完成的工程拖到20多天，还有一次联合其他小包工头罢了两天工。赵林说，我们也知道有的法不地道，但也没有办法。

　　赵林呼吁，治理民工工资拖欠不要等到年底大呼隆解决。他说，一个工程，在打好地基、主体工程建起来、交付使用时，要进行三次质检。如果有关部门能抽调人力，随着工程的质检进行民工工资落实情况的检查，那就好办了。

　　本报记者　王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