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背景：本次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邢占军主持实施，调查时间为2002年5月—10月，在山东省随机选取了646名受访者，其中男性为325人，女性为321人。

　　背景知识介绍：该项研究以目前国内第一套主观幸福感量表（见《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23卷）为测量工具，分析过程中主要采用了单因素方差分析和t检验的方法。本次调查所测量的主观幸福感由10个因素构成：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发展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人际适应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和家庭氛围体验。

　　人类度量幸福的努力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他用一种独特的方法，计算出王者的生活比独裁者的生活快乐729倍。这个计算准确与否，我们无从得知，而日前完成的一项有关主观幸福感度量的调查则表明：高学历、高收入、24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容易感觉到幸福。

　　哪个年龄段的人最幸福？

　　调查结果表明，24岁以下的年轻人自我感觉最幸福。这一年龄段的人在构成主观幸福感的诸多指标上得分都最高：他们心理最健康也最有信心，他们的心态最平衡，又有良好的人际适应体验。专家分析，这一方面与该年龄段的年龄特征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该年龄段的人在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的机遇和有利条件最多有关。

　　如果单从知足充裕体验来看，55岁以上的人最知足，这既与老年人的物质需求降低有关，也与他们总体上具有的饱经沧桑、乐天知命的豁达心态有关。

　　而25—34岁的受访者是最不知足的一群人。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人，要么处于谈婚论嫁之中，要么忙于构筑爱巢、生养子女，开始感受到物质方面的压力，而盲目攀比也是这个年龄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该年龄组的人知足感最差。

　　对于24岁以下的人群来说，又要比25—34岁的人群知足。这一年龄段的受访者总的看来初涉世事或者还身居“象牙之塔”，没有太多负担，对物质条件的期待也不算太高，因此容易感到满足。

　　幸福与受教育程度有关吗？

　　调查还发现，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会带来较好的心理体验。具体而言，在心理健康和社会信心体验两方面，初中以下学历者的得分最低。在目标价值体验方面，大专以上学历者明显高于初中以下学历者。在心态平衡体验方面，高中中专学历者明显高于初中以下学历者。

　　专家分析，社会信心体验和目标价值体验，主要反映的是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人生的目标和自身存在的价值的评价，在这方面具有较高水平的体验可以转化为追求幸福人生的动力；而心理健康体验和心态平衡体验则主要反映的是人们是否具有健康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主要体现的是人们追求幸福的能力。

　　毋庸置疑，无论是追求幸福的动力还是能力，都与教育所赋予人的知识与理性密不可分。当然，受教育程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更可能与现实社会中人们从较高的教育程度中获得的实际收益有关。从我国社会近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受教育程度与人们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所得到的各种待遇和发展机会密切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生存条件越好，发展机遇越多，因而也就越可能较多地体验到幸福。

　　收入越高是否越幸福？

　　幸福与金钱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和探询的热点。国外的一些研究曾表明，只有在非常贫穷时，收入才会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有影响。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反而会出现主观幸福感随收入的上升而下降的趋势。我国的情况是否与此相同？本次调查按照家庭收入3000元以下、3000—6667元、6667元以上，将受访者划分为三档。调查发现，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增高，主观幸福感也呈现出逐次上升的趋势。不同收入的人群在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等分量表上也呈现出完全相同的趋势。

　　看来，我国社会刚刚进入小康社会，没有达到丰裕程度，消费观念还比较传统，从总体看来收入因素仍然是制约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条件的关键因素。从另一方面讲，收入较高，也就意味着个人生存与发展的自我控制力与自我选择力较多，因而也就会有较多的幸福体验。

　　结婚会令人更幸福？

　　钱钟书先生把婚姻比作“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城里或是城外的生活，到底哪种更幸福？

　　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居民中无婚姻生活者比有婚姻生活者更容易感到幸福。这与西方的研究结论恰恰相反。专家分析，得出这一结论不是偶然的，这与当前我国社会的婚姻质量状况有关。曾有研究表明，目前只有3％的中国夫妇的夫妻关系可以称得上是高质量和完美型的。婚姻质量方面的问题，既与社会转型期的骚动而引起的婚姻价值观的失衡有关，也与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对婚姻的不合理期待有关。因而，塑造健康向上的婚恋观，倡导和谐成熟的婚姻生活，不断提高婚姻质量，已经成为提升全社会生活质量的一个不容忽略的环节。

　　性别差异是否会影响到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调查表明，对于男性群体来说，结婚更容易感受到幸福，而对女性群体来说，情况刚好相反。这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在当前我国社会的婚姻关系调整中，女性仍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

　　（周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