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

　　在经过非典型肺炎的小小困顿之后，中国的经济在2003年的后两个季度出现了强烈的反弹，全年经济增长水平将超过8%。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国家统计局参照联合国推荐的统计模式及国际经济组织的一系列指标体系，对中国国内的统计指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正。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中国将告别过去那种只追求数量，而不追求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转而开始全面调整中国国内的经济环境，为今后经济的发展留下广阔的空间。

　　与前几年的经济增长模式一样，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依靠财政投入和信贷支持两架马车拉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中国整体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人们也注意到，财政的支持不是无限的，巨大的财政赤字会使政府运用财政手段调控经济的空间越来越小，而货币政策的多重效应也会使今后政府不得不更加谨慎从事。早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芒德尔就提出，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汇率政策不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大于财政政策的作用，而在固定汇率下，财政政策的作用却大于货币政策。

　　中国经济的发展似乎印证了美国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国长期的国债投资刺激并牵动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政府投资的负面效应日渐显现出来。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腐败现象和经济上的低效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增添了许多变数，而政府控制的国有银行跟进的一些配套资金无疑也加大了银行经营的风险。在财政与国有银行联动的状态下，中国的经济似乎出现了新的过热苗头。尽管不少人看到了民营经济的力量，希望民营企业能够快速跟上，但由于政策壁垒和投资门坎过高，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各行其是的局面一时还难以改变。国有资本的持续高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但是，国有资本并没有与民营资本有机融合，更没有为民营资本的进入创造良好的空间。

　　中央政府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进一步明确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同时，第一次提出，凡是国有资产退出的领域，民营资本都可以进入，这种由限制民营资本到界定国有资本的转变，不仅是政策上的一次惊险的跳跃，也是管理模式上的一次大的改进。如果这次改进能够成功，中央政府在未来运用财政和信贷手段调控经济方面将会有更多的回旋空间。因为在国有资本退出的领域，再也无需考虑所有者与监管者双重身份所带来的角色冲突问题了。

　　然而，即使退出竞争领域，如何管好用好11万亿的国有资产仍然是摆在中央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在新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中，设计出了两级三层的监管机构，减少了国有资产的管理环节。但是，除非实行信托经营，否则，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仍然要行使股东的权利。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能够行使这些权利吗？

　　一方面是国有资本的有组织退出，而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不断地加大国有资本的投入。中国的资本市场似乎进入了一个无法调和的怪圈。出于拉动内需的考虑，国有资本必须迎难而上，而为了保持国有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改变调控政策。

　　在这个背景下，人们把眼光又集中在了汇率上面，希望通过汇率的进一步调整，来改善目前过分依赖国有资本刺激经济的状况。一些国家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考虑，也强烈敦促中国政府改变目前的稳定汇率政策，尽快实现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一时间，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成为一些大国讨论的热门话题。

　　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是跟踪制度，它既不同于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也不同于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而是一种有控制的可变汇率机制。这套机制便于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但也带来了汇率反映市场信号不灵敏的问题，它有时甚至会对中国的经济起到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即使在中国内部，也有一些学者主张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然而，由于汇率是一个国家经济的神经中枢，对它的任何变动都将会传递到经济的各个方面，并且会带来正反两方面不同的效果。所以，改变汇率制度必须有大局观，必须考虑到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从GDP指标体系的改变，到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调整；从国有资产监管模式的改革，到民营经济的全方位发展，所有这一切，预示着中国经济将会进入全面健康发展的阶段。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譬如，民营资本大举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以后，当地政府如何经营城市？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在国有资产的经营中如何降低成本，实现公平竞争？在汇率改革的过程中，如何照顾到香港与内地的发展关系？如何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发展中予以解决。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