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徐迅雷

　　若干年前，笔者曾撰有一文，说的是要切实提高干部领导经济建设的水平和能力。应该说，经过改革开放25年的历练，我国各级领导干部对领导经济建设的原则、思路、决策、举措都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是经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跨越，对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是一次思想的巨变、一场能力的大考。不能说所有的干部都是市场经济建设的完全合格的管理者服务者，但多数干部对抓经济建设的基本套路还是有数的。然而在今天，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五个统筹发展”的今天，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重新反思和考量自己的水平和能力，想一想能否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这些日子冒出的一些新闻，就值得思忖和探讨。12月11日《南方周末》报道：湖南株洲市委、市政府“不惜代价开全国之先河”，让全市环卫工人在12月5日、6日放假两天，要看看“没有环卫工人，街头卫生啥样”。这个举措被人称为“臭城计”。与诸葛亮羽扇纶巾使出“空城计”的运筹帷幄能力相比，这个“臭城计”所体现的管理决策能力实在让人不敢苟同。“空城计”已经流芳百世，“臭城计”说不准就会遗“臭”万年。

　　这个让株洲瘫痪了两天、成为一个“垃圾王国”的创意，来自该市新老领导的一个策划，老市长跟现市长一说，市长也觉得好，就这么办了——决策了，并付诸实施了。领导们最终认为行动策划得出神入化，“比组织卫生检查、开展环卫宣传效果好多了”。

　　应该看到，不少地方政府对公共事业的管理缺乏高屋建瓴的领导的能力，“组织卫生检查、开展环卫宣传”这些效果不好的老套套就是明证。但是，要改变这一切，依靠“策划”是不够的，甚至是不行的。政府是决策机构而非“策划”机构。策划弄得如何“出神入化”，都不具有普适意义。或者这么说，“臭城计”这个损招是不可推广仿效的，更是不可类比操作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为了提高交通安全意识，让全城市的交警放假两天、把所有红绿灯关了，让城市陷入一片混乱，让交通事故此起彼伏，死伤无数。“臭城计”的“展示”，对广大市民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这种作用恐怕是有限的，难以持续的。何况，“有环卫城市洁、无环卫城市脏”是一个基本的常识，通过“臭城计”教给市民这样的常识，就像让市民重新做一遍1+1＝2的题目。

　　无独有偶，有关环卫工人的新闻最近还出了一个，那就是南昌一街道环卫所近日让环卫工人在自己的马甲上“背”起了商业广告（新华社12月7日电）。这一尝试性的做法，是为了弥补环卫经费不足，“中山路所有环卫拨款每月7083．5元，而工人的工资、福利却要1．5万元；让环卫工人背贴商业广告是逼出来的”。这个事情恰好说明政府在“社会软件”方面投资比重过低、领导力量不足。国情专家胡鞍钢曾建言，政府应在社会软件和硬件投资中运用加法和减法，即增加对“社会软件”投资比重，减少对“硬件投资”比重，使两个投资“匹配”（见7月2日《报刊文摘》）。我非常赞同胡鞍钢的说法：决策者和社会应把关注经济增长优先目标逐渐转向关注社会发展优先目标，因为前者取决于市场机制、取决于社会总供需之间的矛盾，以及基于市场调整，而社会发展恰恰是政府最需要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

　　但现实是：许多政府的领导干部对“社会发展领域”恰恰是最不知道该怎样“发挥重要作用”的。教育、卫生、计划生育、扶贫、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领域，投入不足，长期欠账，加上体制不顺，改革探索不够，结果成了一只“短腿”。而按照温家宝总理的说法，一个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样，一定会跌跤的；一个国家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也会跌跤的（见《报刊文摘》12月1日）。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出要“完善政府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决策程序”，其实这就是要求对干部提高领导社会发展的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从上述两个有关环卫的新闻中我们看到提高干部领导社会发展的水平和能力是当务之急，从卫生部日前公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见《人民日报》12月13日报道）突出指出的一个要求中，同样也看到当务之急。这个要求是：“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规定及时如实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信息，不得瞒报、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瞒报、缓报、谎报”，并规定了很具体的“几小时内报告”的时间。这让我们感知到：在一些事关社会发展的公共领域，出现一些问题，一些危机，仍有一些管理者、一些领导人，其应对能力还仅仅停留在“瞒报谎报”的水平上，这确实是比较可怕的。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