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岁的黄先生在超市里偷了两双袜子，超市工作人员的处罚超出了他的想象，他请求原谅，希望去派出所解决，但最后还是被罚掉了300元钱，手机的信息也被抄录。无奈，他以小偷的身份自行前往派出所报案，要求得到一个小偷应有的处罚（12月15日京华时报）。

　　抓到小偷后，对小偷进行“私罚”已经不算是新闻了，而每次遇到“公示小偷”等“私罚”事件时，虽然明知对小偷“私罚”违法，但人们还是对“私罚”行为给予了同情和理解，而每当这时，法律界的人士就会站出来指出，“私罚”具有违法性，使不得。这次却是小偷主动站出来向“私罚”开战了，而且在黄先生看来，请求法律处罚对他来说还是一种维权，真不知这种现象是让人高兴呢还是忧虑？

　　我觉得就法律处罚对小偷是维权来说，事情还要从两个方面分析。

　　首先，就是人们为什么乐衷于侵（小偷）权，而且侵权行为能得到公众的最大宽容？对此，我觉得答案应是公众对法律的失望。在1997年以前，我国刑法中关于盗窃罪的最高刑为死刑。而在1997年刑法修改后，一般盗窃行为最高刑也就是无期徒刑，废除了死刑。而且对于构成盗窃罪的数额也是越来越高，所以对盗窃的处罚力度是越来越轻。法律的这种规定的直接后果，我想本着“依法而治”的精神，也会使对盗窃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小，当法律的处罚已经对犯罪分子失去震慑力时，社会上盗窃行为猖獗，也就不奇怪了。同时，盗窃罪作为一种侵财型犯罪，与人民群众的财产关系密切，危害性大，影响面广，因此人们对小偷痛恨也在情理之中。当法律的惩罚功能小于人们的期待时，人们就会对法律失去信心，不愿意通过公权途径来对小偷进行惩罚，而更愿意通过“私罚”来解决。

　　其次，就是小偷为什么更愿“公了”？对此，我觉得答案应是小偷更乐意接受现行的法律。就超市小偷来说，比如象黄先生的偷两双袜子的行为来说，其价值绝对构不成盗窃犯罪，显然只是一种违法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偷窃少量公私财物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所以，黄先生作为一个小偷接受其应有的法律处罚的话，应当是受到的处罚要远远轻于超市对他的“私罚”，因此，黄先生选择了“公了”。其实对于大多数小偷来说，来自法律的处罚往往是让他们不痛不痒的，而来自于公众的“私罚”却让小偷们心存忌惮。

　　当然，象黄先生这样的小偷居然会拒绝“私罚”而请求“公了”，也确实说明人们的法制观念加强了，连小偷也知道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但是通过上面的分析，我觉得在“私罚”行为泛滥，小偷请求法律处罚来达到维权的做法的背后，更深层次地反映出的是我国现有法律对偷窃者打击力度不够的事实。即使是以后小偷都知道用法律来应对“私罚”了，我觉得那也不是“私罚”的尴尬，而是法律的一种的无奈。试想，法律处罚对小偷来说竟是维权，这种让公众“痛”让小偷“快”的法律难道没有问题吗？

　　所以，要让公众抓到小偷后能够主动报警要求依法处理，而不是出现盗窃者主动报警请求处理的“讽刺”剧，就需要修改现在的法律规定，加大对盗窃行为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在打击盗窃时，能够让被盗窃者得到应有的补偿，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法。(稿源：红网)(作者：何向东)(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