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大河报》消息，旷课每节次罚款30元，迟到早退每次罚款10元；抽烟、酗酒、打架、骂人，每次罚款50～100元。这是郑州测绘学校某班级“班级公约”的部分内容，而制订这份“公约”的老师，是该班级的班主任卢老师。学生不交罚款，就被停课。据称，卢老师还鼓励学生举报，举报一次奖励数十元。

　　公约者，内部成员制订共同遵守的章程也。班级成员制订自己的“班级公约”，由此形成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不过，一旦“班级公约”夹杂了过多的经济惩罚量化指标，靠罚款来维持“班级公约”具体条款的执行，这样的“公约”，显然背离了制订者和遵守者的初衷，难怪郑州测绘学校某班级的这个“班级公约”被学生戏称为“罚款公约”。

　　原本该拒绝金钱观念的“班级公约”，怎么演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罚款公约”？应该说，这样一份“班级公约”的制订者显然不是可能受到处罚的学生。即便真的有学生参与，至少违背了这些遵守者的本意。事实也确实如此。该“班级公约”系班主任卢老师独立制订，它虽然打着“公约”的名义，骨子里到处散发着“私约”铜臭味的气息。

　　“班级公约”最终变成“罚款公约”，除了是班主任老师一人操刀所为外，关键是制订者脑子里的主观意识决定了二者的“合二为一”。笔者以为，促使制订者完成这一转变的就是受“经济教育学”思想影响的结果。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学界有没有“经济教育学”这样一个说法，根据笔者的理解，所谓“经济教育学”，是指采取以经济处罚手段为主的办法确保教学工作的最终完成。具体到郑州测绘学校这位卢老师来说，就是“经济教育学”身体力行的代表之一。按照这种思路管理学生，省却了老师的许多麻烦，因为不论班上出现什么违约乱纪的事，都可以用经济手段惩戒那些胆敢“以身试约”者，让这些调皮的学生切实体会到交纳罚款如同割肉般难受的滋味。在罚款者看来，只有将罚款写进“班级公约”，才能调教学生。这一点，连郑州测绘学校纪委的负责人也承认，“事实证明，学生的纪律因此有了明显好转。”可见，“班级公约”变成“罚款公约”，具有多么深厚的领导基础。

　　其实，只要为人师者坚信“经济教育学”有助于管理学生，那么，类似于“班级公约”的班级不成文公约照样可以朝着经济教育学的方向靠拢，无非是说法不同而已。

　　同一天的《华商报》报道，榆林中学初三（四）班由7名该班学生的家长组成的“家长委员会”，近日向该班80多名学生每人收取了至少50元的“老师奖励费”，用于奖励该班代课老师的“出色工作”。你看，人家榆林中学的这个“家长委员会”就相当聪明，用不着让老师冒着犯错误受指责的危险，主动出资，犒劳代课老师。只不过，这种变相摊派收费的办法，是家长们“媚师”的绝好体现——何必罚款呀，那多不好听，我们“心甘情愿”交钱还不行？

　　“班级公约”变成“罚款公约”也好，“家长委员会”主动收取“老师奖励费”也罢，都是“经济教育学”这个怪胎在某些学校兴风作浪的表现，乍看上去是个别人所为，实质上是一种指导思想衍生出的孪生姐妹。要杜绝，还得挖挖“经济教育学”这个根子。(稿源：红网)(作者：刘海明)(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