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截至2002年，我国有100万至150万患者需要进行器官移植，但每年仅能实施1.3万多例手术，许多本可以挽回生命的病人因不能及时得到器官移植而死亡。此外，用于教学科研的尸体也严重缺乏，不少医科大学的学生没有直接解剖尸体的机会，这与我国高校扩招和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远远不相适应。

　　2002年12月25日，“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中心安徽医科大学接受站”正式揭牌成立，这是我省第一家、也是我国首个以省的名义成立的遗体（器官）捐献中心。目前，已有162名志愿者在该接受站正式办理了义捐遗体（器官）手续。他们中年龄最大者84岁，最小者仅16岁。我们向这些光荣的志愿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并从本期起，系列报道他们的感人故事，弘扬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呼唤更多有识之士加入志愿捐献队伍。

　　绝症抹不去他的笑容

　　“喂!老婆，别再费力替我洗了，下个月我死后，遗体接受站的人会用福尔马林药水把我来个里里外外彻底大清洗的。”癌症患者张冬林说着，哈哈笑了起来。他的妻子戴巧玲一边继续替丈夫擦身，一边也跟着笑。

　　12月11日下午，当记者赶到合钢公司医院住院部，看到张冬林脸上堆满的笑容时，被深深感染了，仿佛一下子明白了生命的终极意义。虽然此前记者知道张冬林是一个志愿捐献遗体者，但根本没有想到眼前这位朝不保夕的晚期癌症患者，和他的妻子一起，是如此乐观地面对生命，面对生活。

　　今年53岁的张冬林是合钢公司的退休职工，妻子戴巧玲今年48岁，是安纺的退休工人。夫妻俩退休后，双双干上了《新安晚报》的投递员，供他们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的女儿读书。日子虽然清苦，但一家人其乐融融，直到去年11月4日在省立医院张冬林被确诊为“胸腺癌并全身多处骨转移“的时候，他们的平静生活才被打破。

　　给生我养我的世界留点记忆

　　张冬林是1968年下放安徽的上海“老三届”知青，乐观开朗，喜欢读报看电视，关心国家大事。生病前，他就萌发了无偿捐献自己器官的愿望，以帮助那些被媒体报道的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如今，眼看着自己来日无多，张冬林一面安慰妻子和孩子，一面加紧捐献遗体的申请。

　　2002年11月10日晚上，他把自己无偿捐献遗体的愿望告诉了妻子。

　　张冬林说他身体里的器官因有癌细胞，可能无法移植给别人，因此只能把整个身体捐献给医学院，供学生解剖、实验之用。“这样，我的资源就没有被浪费，总算给了生我养我的世界留下一点值得记忆的东西……”

　　戴巧玲失声痛哭，她无法忍受相濡以沫二十多年的丈夫去世后身体还要被“宰割”，连寄托哀思的骨灰都没有。可是为了实现丈夫的心愿，她含泪答应了，但她提出一个要求：自己将来也要做一个志愿捐献遗体者。张冬林笑了，他伸出手，把妻子紧紧抱在怀中。

　　夫妻共勉：把握生命的质量

　　把生命看成是一个过程，把握生命质量，过好每一天，从此就成为这对夫妻经常共勉的话题。

　　2002年11月28日，张冬林做完化疗，把《志愿捐献遗体申请登记表》郑重地交到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中心安医大接受站。然后，夫妻俩来到苏州游玩。在寒山寺和各个园林留下了他俩捉迷藏、扳手腕、牵手、接吻等镜头。前不久，已经病入膏肓的张冬林还在妻子的搀扶下，打的从合钢医院来到合肥科技馆参观，虽然只参观一半，张冬林就瘫倒在妻子怀里，但张冬林渴求知识的眼睛令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难忘。

　　合钢医院的夏强医生告诉记者，如今，癌细胞已进一步扩散到张冬林的全身，张冬林整日整夜忍受着剧烈疼痛，不能进食，不能行走，身上常常冒出阵阵冷汗，可每当听到其他病房的癌症患者的哭声，他就叫戴巧玲把那患者请到自己面前，“现身说法”劝慰病人和他们的家属。

　　如今，张冬林的病越来越重了，为了治病，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还欠着2万多元的债务。可夫妻俩依然互相开着轻松的玩笑，笑声依然荡漾在这个病房。戴巧玲对记者说，自打1979年她第一次和张冬林约会，在曙光电影院看电影《追捕》时，她就被张冬林的乐观和风趣所吸引。二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这样的快乐的氛围中度过，那怕是在她下岗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所以，我要好好照顾他，带给他生活的乐趣，让他生命最后这段日子里充满阳光和欢笑。”

　　当着记者的面，张冬林和妻子谈起自己的“后事”时，是那样的坦然。戴巧玲说：“你走的时候，我要把一床新棉被盖在你身上。”张冬林摇摇头：咱去做人体标本，要那太浪费了。“那就把我们结婚后一直用的那床绿被子给你，也算是你带走了我的心。”张冬林点点头，笑了：好，我要的就是这样的心。

　　就在记者采访的当天，戴巧玲已经填好了她本人的志愿捐献遗体的申请表。她说丈夫“走”后，她和女儿会好好生活下去，她还要找份工作，挣钱还债，自己百年之后，也要像丈夫一样把遗体无偿捐献给社会。本报记者王晓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