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讨要工钱的民工往往做出两种选择：爬上高楼塔吊企图一死了之，或者将工头暴打一顿以解心中之气。然而，这两种选择都无助于民工拿回自己的血汗钱，乃至“有理变成无理”。在一个法制日益健全、讲求法治精神的国家，拿起法律的手段解决欠薪问题，应该是最根本、最明智的解决方案。

　　问题在于，对于绝大多数民工来说，法律维权的门槛显得过高，他们既没有足够的金钱、时间和精力，也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

　　从这个角度讲，帮助民工依法维权也是一种政治，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充分体现。（徐栋，男，32岁，江苏人。2002年5月来上海务工，现任上海市浦东新区寿春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徐栋初到上海的时候，应聘到一家鞋厂上班。一位姓金的经理对他说：“你的工作表现不错，试用期就免了，第一个月工资600元。干得好的话，我再给你加薪。”可一个多月过去了，厂里都没发工资。徐栋提出辞职，可金经理却说：“必须在你交辞职书的一个月后才能离岗，否则单位是不会结工资给你的。”在这一个月中，徐栋看到不断有离厂的工人来讨要工资。有一天，一个安徽的打工仔来要工资。门卫死活不让他进去，那个小伙子找来多个老乡，把门卫痛打一顿，结果钱没拿到，反而因殴打他人被请进了派出所。结算工资的日子到了，金经理并没有兑现徐栋工资，反而恶狠狠地说：“你连试用期都没结束，哪来的工资？”听了她的这番话，徐栋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就在刹那间，徐栋想到了法律。他把自己的遭遇写了封信寄给了电台的法制节目。一个星期之后，一位律师回信说，鞋厂的做法严重违反了《劳动法》，如果厂方仍然拒付工资的话，应该在发生劳动争议的60天内到当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律师的信让徐栋茅塞顿开：靠拳脚打闹讨工资永远行不通，法律才是我们打工者的保护神。第二天，徐栋带着律师的信又去见了金经理，并向她郑重声明；如果再不付工资，他只好申请劳动仲裁了。金经理二话没说，马上让财务会计结清了我所有的工资。据新华社电从今年开始，不论外来务工者还是上海市民，只要其收入在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下，都可申请法律援助，民工享受到了完完全全的“市民待遇”。至于今后，上海更是提出了“放宽条件，降低门槛”的八字方针。

　　安徽是劳务输出大省，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超过600万，被拖欠工资现象十分普遍。一家义务为农民工追讨“血汗钱”的律师志愿团日前在安徽成立。今后，安徽的农民工不用支付代理费，即可得到律师志愿者提供的法律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