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知贵州历史的人都知道,贵州的名称最初见诸文献,是宋太祖对一个要向王朝归附的土著首领普贵说的话:“惟尔贵州,远在要荒”。贵州大规模开发的历史非常短,是从明初调北征南20万大军设立卫所实行屯田才开始的。大规模有组织的农垦活动不仅带来了地主制生产关系,也带来了相对先进的生产力。用亚当·斯密的观点看,这就是一次“看不见的手”在操纵。在贵州以后的历史中,但凡大的开发,都不是自发形成的市场力量,而是计划这种行政力量,最典型的就是50年代的“三线建设”。“嵌入式”的开发模式往往要求这个地方要有相当强的包容、吸纳和创新能力,否则,就不可能发挥出移民社会原本有的杂交优势和后发优势。因此,贵州一定要树立开放包容的形象,培育开拓创新的机制。

　　坦率地说,在过去贵州形象宣传和定位上,我觉得有些人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一味强调自己的自然资源优势,而对机制创新对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社会人文生态环境的锻造认识不足。

　　贵州发展民营经济的思路和搞活放开的规定是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的,可以说当时“起了个大早”,但遗憾的是,其间梗阻重重,结果是“赶了个晚集”,省内某小型国有商业企业因成功实施民营化改制而被树为改革典型加以推广。随后,仅因企业少数人的红眼病,一级政府便全盘否定了由自己主导的改革,令其“恢复国有”。

　　此外,乌江流域梯级开发、高新区建设、黄果树旅游体制改革等都是开全国之先河的大手笔,但往往缺乏续写的能力,雷声大,雨点小,甚至与大好发展机遇失之交臂。

　　这种观念上的阻塞不是下一个什么文件提几句口号就可以轻易解决的,一个区域社会要在较短时间内建立健康机能,只有通过体制创新才能大刀阔斧地砍掉过去的藤藤蔓蔓。

　　再说一个关于民营经济的事情。据我所知,云南、重庆等省市前些年就大张旗鼓地在私营企业主中评选“个体私营经济劳动模范”以及社会主义事业优秀建设者,让多元化、股份制的经济形式得以蓬勃生长。相比而言,贵州在这方面过于求稳,欲说还休,这也许就是“起大早、赶晚集”的一个原因,只为政策而定政策,只为形象而塑形象,形象难免大打折扣。

　　贵州开发开放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历程,树立开放包容的形象,做好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这篇文章,查找自身的不足,正视问题,扬长避短,这样才能打开山门,真正走向世界。

　　作者：王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