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中，许多正直的法官和善良的社会改革家就开始为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而不懈努力，并通过《平权法案》这样的立法而让弱势群体在法庭上战胜政府、大公司的可能性大为增加。
几十年来，美国人在习惯了凡有麻烦就想到打官司解决的同时，也似乎在走向另一个极端：急诊室医生常常因为来不及给同时送来的几名病人做检查，而被病人威胁“我要告你！”；为当地学校筹集资金而组织垒球比赛的志愿者，可能因为参赛者摔断了腿而面临被起诉；许多学校把操场上的单杠、滑梯、跷跷板、秋千等老式的健身器材统统换掉，因为成千上万个家长为自己孩子玩耍不当心受伤而起诉要求学校、老师赔偿；甚至很多孩子坐在家里越吃越胖，家长也要打官司，例如起诉麦当劳。更过分的还有这样的例子：有人在人行道上滑倒摔伤，或被司机酒后驾车撞倒甚至在公园里被鹅攻击而起诉当地政府；有人因为牧师不让他们自杀而起诉牧师，有人因为球队教练不让他们的孩子入选全明星队而起诉教练，有人因为在监狱里打篮球受伤而起诉看守……越来越多的职业人士为可能莫名其妙而来的官司纠纷而感到紧张，因为这种官司动辄会拖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怎样改变这种让人烦恼的局面？且看2003年12月15日号最新一期《新闻周刊》的报道。杜松子
东京湾凶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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