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

　　2003年岁末，两位可敬的老人引人注目。一位是“人民作家”巴金先生在病房中安然度过100岁的诞辰，一位是二十世纪的新感觉派大师施蛰存先生静静的离去。作为上个世纪的反叛人物，巴金先生和施蛰存先生恰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巴金先生来自封建大家庭，他的一生就是洗去没落家庭带给他的陈腐气息，投身到文学革命的洪流中；而施蛰存先生则是上海十里洋场的新派少爷，他的一生不是回味旧日的红葡萄酒的味道，而是冷眼旁观近百年的风云变幻。在那个时期，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开始了他们的文学生涯，也以自己独特的笔调向我们展示了昔日的繁华。

　　昨日的一切如过眼烟云，历史反叛的重任落到了新一代的肩上。然而，新的一代似乎已经不太习惯使用感觉，也不太习惯思考。他们已经习惯于零距离接触，或者说，他们已经习惯于把品味和感觉集中到人体的下半身，于是就出现了许多美女作家和美男作家。2003年虽然也是一个反叛的时代，但反叛的行为不是针对社会，而是针对自己，从作家前面的性别就可以看出读者的群体，从艺术家身上的补丁和穿孔的数量可以看到艺术家所承担的特有的责任。

　　这是一个需要读者的社会，也是一个需要吸引眼球的社会。作者为了赢得更多的读者，已经不惜脱下裤子，表明自己的性别身份，而艺术家们为了吸引眼球，已经让自己千疮百孔了。这是一个献身的社会，也是一个争宠的社会。在反叛的举动中，我们看到了艺术的惨烈，也看到了艺术家们的无奈。当社会从平面走向立体之后，他们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能赢得观众，而观众席上并非一片叫好之声。

　　痛斥者说，艺术家败坏了艺术的美感，反对者说，艺术家脱离了艺术的规律。从那位著名的美籍华人音乐家的“水音乐会”，到著名电影导演的空前大制作，从一位编辑小姐的遗情日记，到一位学者出身的作家发表的所谓美男小说，每一次艺术尝试，都会引起轩然大波。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作品的存在，恰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正是有了宽松的社会氛围，才有了惊世脱俗的艺术活动。价值观的多元造就了艺术的多元。而艺术家的每一次骇俗的举动，似乎都是在为多元社会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但是，艺术家的另类举动又在测试着社会的容忍度，在每一次艺术反叛的背后似乎都强烈地表现出对社会的极度不信任。这种不信任的感觉增加了艺术作品的张力，而艺术作品所传达出来的不信任又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不稳定感。我们正是在艺术家描绘的失衡的社会里缓慢前行。

　　在任何社会反叛都是容易的，只要有足够的胆量和勇气即可。但作出有价值的反叛则需要一定的积累。如果没有历史的和社会的铺垫，仅仅为了反叛而反叛，除了增加一点谈资，换取一点商业利益之外，没有任何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2003年虽然是反叛之年，但也是浮躁之年，因为除了吸引眼球之外，没有任何值得咀嚼之处。当一个社会的眼球都集中在下半身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基调也不会高明到哪里。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但也是一个过于开发人体的社会。

　　但不管怎么说，从空洞的政治文学到关注人体下半身的文学，从遍地的红标语到花样繁多的人体艺术，中国的艺术家毕竟实现了艺术的回归。格调的高低是一个问题，而是否关注人又是另一个问题。当艺术家将民工作为艺术创造一部分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他们忘记了民工这些生活在最基层的兄弟。但是，民工毕竟不是演员，即使让他们把自己的痛苦再演绎一遍，也是对他们的折磨。艺术不能以这种方式贴近生活，贴近民众。艺术必须给他们精神的力量。

　　艺术的本源和艺术从来都是两个概念。当艺术混同于艺术的本源之后，艺术也就死掉了。同样道理，当我们用文化这个概念来概括一切东西的时候，文化这个概念也就死掉了。文化的存在是一种精神的抽象，正如艺术作品是精神的表达一样。

　　2003年过去了。我们有太多的记忆，似乎又没有任何记忆。这是一个快餐的时代。如果这也是文化的化，那么，我们正在享用着文化快餐。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