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廖海青

　　如果他的对手不是美国，那么，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萨达姆.侯塞因将是一个不被关注的对象。看看他做了些什么？对内专制独裁——这在当今世上并非独一无二；屠杀无辜百姓——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无数的人惨遭杀害，在非洲，一次种族清洗就可以夺去数以十万计无辜平民的生命，而关心者寥寥；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许有吧，但至今还没有发现证据；即使有，也不大可能对任何一个中国人造成威胁，不管他对萨达姆本人的态度如何。

　　是的，萨达姆攻击了科威特，他是个侵略者。但那又如何呢？两个遥远的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兵戎相见——还有比这更稀松平常的事情吗？“哦，又打仗了”油价往上涨了涨，很快又跌下来。就是这样。顶多是这样。

　　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萨达姆将不具备备受注目的条件，人们可能泛泛而谈的谴责或者赞扬他，却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围绕一个遥远国度的领导人而爆发出激烈的思想争斗。在中东，戴头巾穿军服的阿拉法特，才是值得人们长久关注的对象。

　　但是美国人毕竟来了，他们带来了分裂。这种分裂是从表面上看贬萨与褒萨的交锋，却根植于这个国家在确定自身命运走向方面由来已久的争论：走向美国，或者相反。

　　在此之前，对于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表现出来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千百次的得到强化。因此，从一开始，这场论争就陷入了主题先行的非理性迷狂之中，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对于贬萨的一方来说，萨达姆无疑是恶魔，而美国就是救世主。美国如此急公好义，它耗费无数人力物力和士兵的鲜血，仅仅是为了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的暴政下解放出来，而不决带任何私心杂念。美国是一个没有矛盾的存在物，一个形而上学的客体，它没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或者说，它的利益已经与世界的利益溶为一体。

　　救世主的任何行动都不应当受到指责。美国可以进攻作为主权国家的伊拉克，从理论上说，它也可以进攻其他任何国家——只要他认为进攻的有必要。在这里，传统的国际法已经完全失效，世界正陷入运动员充当裁判的危险之中，正义将让位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崇美者看不到其中的危险，他们误以为美国只会颠覆那些“邪恶”的、“独裁”的政权，他们仿佛忘了，中情局推翻非洲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理卢蒙巴而扶持了蒙博托；推翻了民选总统阿连德，而扶持了以残忍著称的皮诺切特。

　　他们还忘了，眼下被美军抓获的萨达姆，正是在美国的一手扶持下壮大起来的。起初，为了对付来自伊朗的威胁，美国支持了萨达姆；而萨达姆为两伊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欠下邻国科威特的巨额债务；当萨达姆要求免除债务而遭到拒绝的时候，他悍然发动了战争，从而给美国发动海湾战争制造了最恰当的理由。萨达姆从一开始就是美国手中的一颗棋子，而他本人对此懵懂无知，狂妄和野心终于给自己带来了灾难。

　　萨达姆是一个暴君，但他并不映衬美国的崇高。美国是有自己国家利益的，因为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美国政府是美国人的政府，美国总统是美国人而非全世界人民选举出来的总统。谁不明白这一点，谁就没有资格谈论美国。美国对中国的纺织品入口进行配额限制，从而导致中国的纺织工人下岗失业，这不是正义的要求，而是美国的纺织工人的要求。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然而在崇美人士看来，却是充满敌意的污蔑之词；他们擅自取消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却从不征求美国人民的意见。

　　萨达姆的倒台使伊拉克人民获得了自由，同时他们付出了精神、物质和人身上的巨大代价，不，这还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必须加上这一点，即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能源、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利益——在萨达姆倒台得到巩固和扩充，以及由此带来的整个世界局势的重大变化，才能构成对美伊战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如果仅仅注意到前者，势必使人产生将美伊战争化约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的错觉。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谁也不能断定即将产生的第一个民选总统，会不会成为伊拉克的卢蒙巴；谁也不能断定，作为伊拉克经济命脉的石油资源，将完全掌握在伊拉克人的手中；谁也不能断定，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能和睦的相处而不是互相抵牾。而如果这三点得不到保证，则有关伊拉克人民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的说法，将是彻底的欺人之谈。

　　崇美人士对美国无条件的认同是可以理解的。正如D.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当旧制度的某些部分已经废除，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忍受。在中国，随着改革逐渐深入，人们的头脑中开始出现涎妄的征象，他们试图朝民主自由的方向来一个大跃进式的跨越，而全然不顾现实条件的限制。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的典范，美国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心理暗示作用无疑是巨大的。更为重要的是，当这些人发现暴风骤雨式的民主化在国家内部遭到抵制的时候，他们便把希望的目光投降大洋彼岸的美国。在这些人看来，美国已不仅仅是学习的榜样，它更有可能是以武力解放世界救世主。在这样一种心理定势下，任何对美国的质疑都是对自由民主的质疑；任何基于国家利益而作出的判断，都被视作为现存政权辩护。美国是一个巨大的“是”，而其他国家成为众多渺小的“否”。可以说，在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过程中，寄托着许多中国人不切实际的空想。

　　而在另外一些人那里，情况恰恰相反。萨达姆不再是暴君，而是民族英雄，反美义士。他们作出这样的判断，仅仅出于对美国的极端反感。他们的思维方式与上述崇美人士没有任何不同之处，都陷入了“正义——邪恶”的二元论泥潭。从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他们盲目的反对美国的一切。在他们那里，自由、民主和法制这些普世价值也因为美国的缘故而沾上不祥的色彩。他们把萨达姆打扮成伊斯兰世界的英雄，却对他的残暴和罪行视而不见。他们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但这样的爱只会把国家推向危险的边缘：在外交上退向闭关锁国，在内政上退向专制和极权。他们爱的并不是这个国家，而是暴力和强权。他们爱的是一个利维坦式的怪兽，只有在这个怪兽的庇护下，他们的灵魂才能感受到片刻的安宁。

　　事实上，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推许，并不意味着必须唯美国的马首是瞻；而对美国霸权的抵制，也不能转化为为自由民主的憎恨，更不能因此而丧失了道德判断的基本准则。在某种意义上，萨达姆是一面路过的镜子，偶然的映照出这个国家灵魂深处一场斗争，这场斗争看似惊心动魄，实则因为过于虚妄显得滑稽，显得缺乏意义。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萨达姆则是一面永恒的镜子，他见证着人性的复杂与卑微。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