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在某城市办事，急匆匆上了出租车。遇红灯，车停暂歇，一个原本佝偻在街边绿化带上的老太婆，发现了希望，蹒跚着走上前来，遭到司机的一阵辱骂。

　　对于司机的态度，我能理解，我们这些小百姓的日子过得都不容易。甚或，对于那些拿着尺子丈量着自己权利边界、呼唤立法来保障自己不受乞丐纠缠、骚扰的人们，我也能理解———尽管这理解并不等于赞同。凡事必有因，乞丐们在事实上滋扰着公共环境、私人生活，不断与其他人的权利发生冲突。

　　大家的权利都只有那么一点点，无论谁割去一块，剩下来的就更少得可怜。可是，但有三餐之人，为什么总要计较着乞丐呢？他们的行为的确令人讨厌，但那只是一种生存的智慧。这种本能继承于动物时代，现下在城市里转化为各种极端的手段，就像那个老太婆不顾安危穿行在车流之间。抛开义丐、净衣帮不说，他们就是不要人格尊严、不要安全舒适，什么都不要，只要活下去———这是最低层次的需求，是实现安全、情感、尊重、自我价值等一切的前提。

　　然而，个人的憎恶不宽容是一回事，制度性的限制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有那么一天，大家都把讨厌的情绪集中体现到法律制度中，乞丐们的活路又在哪里呢？甲地不能去、乙地也禁止，千万流民只能簇拥在一条理想中的“乞丐街”了。

　　回过头来想想，即使被纠缠过几回，有些恼火，可那总归不是持械抢劫。在此情形下，就算失去了给与不给的主动权，却至少不会伤及安危，财物的损失也只在毫毛之间。那么，在承认有不受骚扰权利的同时，让渡一些权利给这些亟待解决生存问题的人们，又有何妨？（《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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