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部分关系还在外交部，还是公务员，但现在的工作跟一般公务员相比，还是不一样了。”12月4日，前中国驻法大使、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说。今年7月，64岁的副部级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卸任大使职务，按照“组织安排”，就任外交部下属的外交学院院长一职。有媒体分析，吴建民卸职从教，事实上可看作是中国高级官员淡出政坛的“第三条道路”。

　　在这之前，退出政界的高官，或是到人大政协任职，或是到下属企业担任领导职务。

　　有媒体把吴建民的卸任，与之前龙永图、李达昌的退出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领导干部年轻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也预示着公务员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龙永图和李达昌同样也是副部级以上官员。今年1月，龙永图从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职务上卸任，2002年10月，李达昌从四川省副省长职务上卸任。

　　三位卸任者今年分别是64岁、60岁、60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从事公务员制度研究40年之久的李如海指出，在省部级官员年龄不能超过65岁的前提条件下，吴、龙、李的年龄都已经接近了这个硬杠子，选择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干一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也是对自己人生的“重新规划”。

　　事实上，尽管他们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们从事的还是“老本行”或者是擅长的领域。龙永图目前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10月30日，上海复旦大学又证实，龙永图已同意担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一职。

　　李达昌，目前担任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董事会董事长、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财经大学是李达昌的母校。

　　对三位官员的“退出”，国内不乏议论，特别是李达昌从副省长突然变成教授、博导后，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认为领导干部卸职从教，是“能上能下”的表现；也有人提出，官员当政期间从教多半是兼职教授，而现在要转为专职教授，身份变成了专门的学术研究人员，应该重新核定资格。

　　李如海评价说：“这些议论实际上都是不必要的，高级干部从领导岗位上下来，并不意味着‘出了事’，这些议论的产生实际上还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官本位’思想的荼毒。”

　　竹立家举例说，在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80％左右的教授都有政府高级官员的背景，包括玻利维亚前总统、加拿大前总理等。而在美国，政界、学界和商界互换能力非常强，已经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政、学、商三者之间的知识水平在一个档次上，而且互换的障碍也很小。

　　李如海则表示，公务员退出特别是高官退出将来会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国家公务员暂行管理条例》中已经明确规定公务员退出的几条途径：主动辞职、辞退、引咎辞职、开除。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在制定相关法规时，已经为公务员的退出留了“出口”。（周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