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关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之一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中国入世，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迁，使中国的人才问题显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

　　尽管我们从来都不乏理论上、政治上对人才问题重要性的认识，都知道“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得一人而兴邦，亡一人而丧邦等等道理，但目前我国的人才安全确实到了危急的时刻，化解人才安全的问题成为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的事关国家安全的大问题。

　　认识到人才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固然重要，但如何在实践中很好地解决人才安全问题，更具有实际意义：是仍然沿袭传统的计划经济、等级体制、官本位思维，采用狠管、严看、死卡的方式解决人才危机，还是顺应新形势的发展，以更为民主、平等、自由、人性化的方式解决问题，是目前需要加以选择的课题。

　　传统体制的人才政策是计划经济模式的延续，是以权力为中心、为权力者所有、所用的人才政策。在这种模式下，“有幸”成为人才的人，通常在更大的程度和意义上异化为有才的“物”，成为实现某种特定需要的工具，人退而为才的“载体”。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许可以说传统体制尊重“才”，但相对难以得出传统体制也很尊重“人”的结论。不难看到，这样的人才政策辅之以权力的高压，虽然通常能够很容易地留住人，但却很难留住心；由于无法获得人心，因此即使人有长才，也难以穷尽，更不要说出于内在激情和使命感而产生的对自身潜能的自主性开发了。因此，在这样的体制下，即使是真正的人才，久而久之，也会因为心灵的空落焦渴而逐渐退化为“庸才”。

　　传统体制的人才政策也是一个等级制、官本位的人才政策。在传统的等级制、官本位体制中，所谓的“人才”有不少实际上是由权力者恩赐的。这其中权力者的好恶代替了人才遴选的逻辑，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人才”与“庸才”的错置。“人才”与“庸才”的错置，既挤占了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空间，同时更严重伤害了真正的人才的尊严和价值。其次，不论这种恩赐的人才实际上是否真正的人才，其官本位、权力依附的性质是一样的，这种具有依附性的“人才”必然会复制权力体制中的不平等和森严的等级，形成事实上的人才与非人才、人才与人才间的不平等。官本位体制下森严的“人才等级”实际上是对普通人的歧视，而由于这样的体制根本无法发掘出全部的人才，因此，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人才的压制和浪费；同时，这种基于等级制、不平等的所谓“人才”结构、梯队，也无助于优秀人才潜能的开发。

　　可以想见，这种建立于计划经济、等级制、官本位、人与人区别对待基础上的传统体制下的所谓人才政策，尽管在体制存续期间能够勉强保住部分“人才”，但同时必然会挤走、排斥那些不被权力者容纳的人才；在不尊重人、不平等待人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在这种模式下，表面看来，没有人才流失的问题，但也常常会把庸才误认作人才、把真正的人才改造成庸才，因此尽管人没有走，但政府也难以得到真正的“才”，实质上仍然是隐形的人才危机。这样的人才政策、并因此而形成的所谓的人才安全局面实际上于真正的国家安全并无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隐形人才危机是传统体制内在不合理性的典型表现之一，并在客观上为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所谓“体制外”力量迅速成长、做大提供了充足的人才资源。

　　目前旧体制中妨碍人才发展的因素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清理。要应对、解决国际、国内新形势所引发的新一轮人才安全危机，制定适用的操作政策是必需的。但思维是政策的灵魂，如果不能够扬弃旧体制的旧思维，新的人才政策是否会真正有助于国家人才安全目标的实现，也是值得人们怀疑的。

　　本报特约评论　杨凤春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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