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可能有些“耸人听闻”的标题，不是为了吓谁，也不是为了把自己吓倒。作为基本事实，即使考虑到“黑户”的因素，乞讨者或者流浪人员也至少是社会成员。

　　承认这一点，是我们重新审视世界和世界观的基点。然而，很多人不承认。所以，在面对不“犯嫌”的乞丐时，我们赐给他们一点不会因其失去而改变我们心情的零钱，面对强讨强要者，我们躲闪，就因为那双脏手碰着了我们的衣服而心情大坏。其实，生活当中，比强讨强要行为更“犯嫌”的事很多，更多的是我们无力改变的，但乞丐，那不是比我们弱的人吗？那么改变他们，至少改变他们的活动空间，为什么不？于是，地铁禁讨、闹市禁讨纷纷出炉，惟独荒野禁讨不会出现。

　　乞讨，是一种古老的“事业”，生生不绝，原因是有人因绝对贫困不得不乞讨和有人愿意干乞讨这个行当。后者几成各地市民的公敌，“城里磕头，家里盖楼”、“白天乞讨，晚上舞蹈”，那还行，那不伤了我们的自尊？但是，这种卑微的生活你能过吗？那么，暂时要谅解他们，因为乞讨是社会现实，因为改变现状需要时间和多种因素的促成。从另一个角度说，乞丐的确破坏了城市的形象，可是破坏城市形象的还有贫困、污染、腐败，还有有毒食品，但我们设立“禁污区”、“禁腐区”、“禁毒区”就能解决问题么？客观地说，乞讨现象的主体还是和贫困问题一脉相传的，乞丐问题不应也不可能“斩立决”。

　　退一步而言，禁讨的结果对于乞讨者而言无非这样几种：回家、进救助站（救助期限为10天）、偷偷讨。如果我们不会因为在禁讨区看不见乞讨者就心不烦的话，我们必须承认，“禁”并没有解决乞讨的问题，比如我们知道救助站不能救助乞讨者的一生。“禁”只是把心脏上的问题转移到了其他部位。

　　那么，事实上乞讨人员作为国家公民或社会成员，必然要以一种方式存在，他们没有被生活逼迫到去犯罪的地步，应当感谢的就是人们付出的哪怕是勉强的救济行动。

　　乞讨人员作为国家公民或社会成员，必然有其谋取生活方式的权利，“禁讨区”是剥夺了这种权利的一种看似果断实则鲁莽的行政强制作为，这与《救助办法》“自愿求助，无偿救助”的原则具有冲突性。

　　当然，正确的办法谁也不可能一下子给出，但想必“堵”总比“疏”效果差。当我被乞丐抱住腿的时候，眼泪和怒火总是轮流上演，但我大凡还是给他们几毛钱，因为我知道“做乞丐的自由也应当看做是我们自身的自由”（长沙一名社会学教授语）。

　　《江南时报》 (2003年12月20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