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海北”是当日中国的四大电视生产基地。所谓“天南海北”是指天津的“北京”牌、南京的“熊猫”牌、上海的“金星”牌、北京的“牡丹”牌。上海另外还有“金飞凯”的说法，指的是同在上海的“金星”、“飞跃”、“凯歌”三大品牌。如今，大部昔日名牌荡然无存，画一张中国电视史图，图表会令人错愕：“海信”是北方惟一存活下来的电视老品牌。

　　王希安曾默数半天说：“不算长江边上的长虹，长江以北的老牌子除了海信几乎都没有了，长江以南的康佳、TCL等基本上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新崛起的企业。”那些“鲜花”都哪里去了？

　　1992年，邓小平将中国推进了市场经济，从此，那些依靠“母乳”存活的电视机厂开始了艰难度日的生活。事实上，从1988年开始，拥有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北京经济政策的调整便已使他们叫苦连天。然而，从未有人想过，市场经济会如此之快地到来。

　　是市场经济“谋杀”了那些“鲜花”吗？的确，市场经济掐断了一些“鲜花”的花枝，但它肯定不是“谋杀”的最终完成者。那些“鲜花”在凋谢，但离化为泥土的日子还远着呢！

　　如果找一个“凶手”，那么那些不幸的人一定会认为倪润峰是最大的“摧花大盗”。正是他在1996年发动的价格战，使他们彻底地消失于中国的电视史图。

　　如今，“价格战”已变成家电业领袖们烂熟于胸的战术，在九十年代慢慢度过的时候，价格战已成时髦的社会风尚了。降价的或称为“向消费者让利”的行动几乎每年、每天都要发生。它们就像六十年代美国社会中的的性感女装一样普遍。

　　经历过价格战的熏陶的人，会突然发现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多么强。海信集团副总裁程开训有一次感慨地说：“从彩电行业里跳出来的人，去干别的肯定能成功，因为没有比彩电行业竞争更残酷的行当了。”感慨者当然不止程开训一人。

　　“在人的一生中，能挑出某一天作为决定一切的转折点，这样的人生，实在是很少见的。对于创造历史的人来说，尤其是如此。在他们的一生中，往往有若干、甚至许多转折点。在他们经历的岁月中，会一再遇到需要作出———不仅影响自己事业，而且影响全世界历史的———重要决定的时刻。”塞缪尔·罗森曼用这样铺陈着怀念的语气来回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确，后者改变了历史，他使整个欧洲摆脱了纳粹和法西斯的梦魇。

　　显然，比起罗斯福来，海信异常渺小，周厚健也同样渺小。但是对于他们，对于中国家电产业来说，我们总能找出某一天，证明它们随时都在承受偶然带来的欢乐和痛苦。

　　1996年3月26日便是这样一个日子。那一天，倪润峰宣布：长虹全面降价8％———18％；在国内率先推出以“红太阳”命名的29英寸大屏幕彩电，在具备与国际同步的技术、质量的前提下，比同类型国外彩电降价30％。

　　就在他发动价格战的时候，日本索尼公司“壁挂”式电视推向市场：长60厘米、宽38厘米，厚度只有3.7厘米，重量仅1.7千克，犹如一幅壁画。

　　长虹发动的第二次价格战造就了中国彩电业的第二个冬天。周厚健说：“长虹这次甩货，对它自己来说，显然是对的。它库存比较大，这样做可以加快资金回笼。对其他企业则显然是噩耗。”噩耗的后果，倪润峰自己都未曾料到。况且，正如一位记者所说的那样：一个企业行事的时候怎么会顾及对另外一个企业的影响。

　　历史的幸运就在这里。7月12日的北京。周厚健在人民大会堂大声宣布：海信不参与价格竞争，要以“高科技、高质量、高水平服务，创国际名牌”的发展战略对抗长虹的降价。那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周厚健用透明机箱展示海信电视机芯比其他品牌同型号彩电多出12个零部件。他说：“海信产品不降价。我们已经做到了质价相符，也就没有必要降价。”后来，他终于承认说：“我不跟他，一跟就进入了他的逻辑，死定了。”事实上，周厚健在确定一定会活下来的时候，才最终选择了“不跟他”。（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