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过去往往说犯罪嫌疑人是“法盲”，如今变了，落马的贪官谁不是精通或熟知法律的“老把式”了。这对我们在新形势下的法制教育思路和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难道我们不去想一想：为何这些人象割韭菜那样一茬一茬地“屡判屡犯”？为何对见诸媒体的极刑信息“屡铢不惧”呢？

　　远的不说，12月18日因受贿在京受审的广东省高级法院原院长麦崇楷，曾任省政法委副书记，精通法律不容置疑（见12月19日正义网）；不久前，因涉嫌受贿受庭审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在庄严的法庭上就满口“证据不真实”、“证言不可采信”、“请法官明鉴”等专业术语，公然炫耀：“我管过政法，我懂法”（见12月15日新华网）；12月9日原中共福州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宋立诚因涉嫌收受福州黑社会头目陈凯的巨额贿赂，并充当陈凯的保护伞或为其通风报信，被中纪委专案组“双规”，专管政法委知法也应不在话下（见12月10日江南时报）。这些事实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贪官并非不知法，而是知法不守法。

　　人分左、中、右，在知法守法方面，人群大致有四种类型：第一类，属知法守法者。有与自身所处地位和从事的工作相适应的法律知识，关键是有较高的守法意识和自律能力；第二类，属朴素的守法者。因为文化层次和地域限制，主要靠良知支撑，成为守法公民；第三类，属无知的违法者。既是“法盲”，又是“流氓”，绝大多数是一般刑事犯罪的社会的渣滓；第四类，属知法违法者。他们有丰富的法律知识，甚至是法律界的“行家里手”、法律专家，他们擅长钻法律的空子，犯罪之际就预谋了“东窗事发”的“退兵之策”，是知法犯法、贪赃枉法，甚至拿法律当成保护犯罪、对付审判的“武器”。

　　一般无知的违法者，他们侵犯的对象大都是个人生命、个体或少量集体财产，是“多数中的少数”。而处于社会上层的知法违法者，大都控制巨额国有和集体财产，身居国家垄断行业或要害部门，手握较大范围的人、财、物支配权。从表象看，他们离群众直观的财产较远，但是一旦构成犯罪，案值就是数百万、几千万的“重量级”，这些“少数中的多数”犯罪隐蔽性和杀伤力极强，对社会和人民的危害性极大。因为是“堡垒内部”，对法律空隙了如指掌，对侦破套路如囊中之物，破案、审理难度相对增大，办案总成本成倍上升。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推论出法制教育的总体思路：除加强大面积群众性的普法教育，高层领导的法制教育应该成为重点，而守法教育又是“重中之重”，表述的顺序应是守法知法教育。这就并非人们热衷的一般法律知识考试所能奏效的。

　　我主张采用直观的法制教育方法，去强化领导干部的守法意识。比如，让他们到监狱探视昔日的同事、上司，身临其境地去体验“世界上最珍贵的并非金钱，而是政治上的自由和割不断的亲情”；让他们亲耳去听落马贪官的忏悔，接受“不是讲座胜似讲座、不是考试胜似考试”的现身说法；让他们去观看被判处极刑执行枪决、注射的声像片，从罪犯的绝望的表白、心态、表情中感悟到“人宝贵的生命只有一次，失去生命将失去属于自己的一切”。我把这些以“守法”为核心的法制教育，归纳为“实地探视、实例说法、实况观看”式的“三实”警示教育，让身处高位的要员亲身去体验“失去自由、失去地位、失去生命”的切肤之痛，以达到令其震惊、促其惊醒、遏制贪欲的良好效果。

　　目前的舆论界在评说反腐倡廉教育方法时，犯了流行幼稚病。“谁有权让贪官现身说法？”“监狱是参观的场所吗？”等责问不绝于耳，对这种伪善的“人权”、“人性”卫道士我是持抨击态度。凡是身陷高墙、验身临刑的贪官就是另一番感慨，觉得我们行之有效的法制教育“太晚了”、“太软了”。不可思议是我们局外人反到柔情似水。

　　对领导特别高级干部的法制教育，不应追求“天桥的把式”，而要从效果出发。有些比如极刑处置现场实况不应过于神秘化，特别是采用人道式的注射执行现场并非那么恐慌，有何不可在限制范围内作为高级领导的法制声像教材？这些看似不人道的实况教育，能使实施犯罪的贪官中止犯罪、使预谋犯罪的干部打消邪念，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道，“只用不教”、“不教而铢”才是最不人道的。只要是有内容的形式、有效果的方法，都不应该用数十年一贯制的老框框、老套套去扼杀它，都可以在探索中改进和完善。(稿源：红网)(作者：孙金栋)(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