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山东（二）

毛泽东与山东（二）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23日05:20 大众网-大众日报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大众网-大众日报 2003-12-23 05:20:33 qlwb20031223 　　不尽的关怀　　亲切的教诲　　毛泽东是一位伟人。他有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胆略，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气概。同时，他又是一个富有感情的人。他对他的战友、身边工作的同志充满了眷恋和怀念；他对基层的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十分关心和爱护。对此，许多接触过毛泽东的山东干部都深有感触。　　在山东党的革命史上，王尽美、邓恩铭可谓是毛泽东最早认识的两位山东人。王尽美、邓恩铭1921年7月作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了党的一大。他们和毛泽东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团们一起，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王尽美于1925年在青岛病逝，邓恩铭在1931年牺牲在敌人屠刀下。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他们。1936年，他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王尽美、邓恩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1949年，毛泽东对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山东代表说：“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条，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伙都亲切地叫他‘王大耳’。”“革命胜利了，不能忘记老同志。你们山东要把王尽美、邓恩铭烈士的历史搞好，要收集他们的遗物。要让干部们学习他们的好品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52年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又嘱咐山东分局的负责同志：“你们山东有个王尽美，是个好同志。听说他母亲还活着，你们要养起来。”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毛泽东深情地历数牺牲的一大代表时，第一个提到的就是王尽美。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山东分局把王尽美的母亲从诸城大北杏村接到济南，安排她与统战部部长李宇超同住一个院，由李宇超的爱人照料，安度晚年。前些年，我们在拍摄《人民不会忘记》电视片时，曾走访了王尽美的儿子王乃征和王杰。当谈起此事时，他们不禁热泪盈眶，动情地说：“毛泽东作为领袖，却时时不忘我们的父亲，挂念着我们奶奶的生活，怎能不让我们感动万分。” 　　在济南，还传颂着毛泽东为自己的秘书黄祖炎扫墓的故事。黄祖炎祖籍江西南康县，他曾两度调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任秘书长，同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4年之久。　　1938年，毛泽东派黄祖炎去赣南协助陈毅等组建新四军。临别前再三叮嘱黄祖炎要好好工作，注意身体。1951年3月13日，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黄祖炎，在参加山东军区文化工作座谈会观看演出时，遭反革命分子王聚民枪击，不幸牺牲。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十分震惊，又十分悲痛。他在一个月内连续三次作出批示。这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是极少见的。　　1952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来济南。在交谈中，他问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黄祖炎的墓地在什么地方？”许世友说：“在南郊四里山（即英雄山）。”毛泽东说：“我想去看看。自1938年延安一别，到如今已是14年。没想到和祖炎那一别，竟是永别。”接着他说：“祖炎同志是个难得的人才，能文能武，为人厚道。我很怀念他。”在黄祖炎墓前，毛泽东轻抚墓碑说：“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说着，不觉泪水顺脸颊流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毛泽东凝视片刻，又缓步绕墓地一圈，点点头说：“墓修得很好。山东军区的烈士抚恤工作做得不错。”说完，他环视四周，看到青山翠柏中遍是烈士陵墓，感慨地说：“青山有幸埋忠骨啊！有这么多人民英雄长眠在这里，乃此山之幸也。你们要搞好烈士事迹的宣传，用以教育广大干部，帮助他们进步。” 　　山东省委原第一书记谭启龙，在谈到毛泽东对山东干部的关怀时，曾深情地说：“毛主席对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求是严格的，但从不摆架子、从不横加指责和埋怨。他总是和蔼地肯定你的成绩，同时又在交谈中?匀欢坏馗嫠吣愎ぷ鞲迷趺醋觥Ｕ饩褪且桓鑫叭说姆绶叮蕴钢性毯挪痪〉墓鼗场！? 　　谭启龙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33年夏天。当时毛泽东在瑞金中央苏区召开17县贫农团代表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主持召开小型座谈会，了解情况。谭启龙参加了会议。那时他才19岁。也许是谭启龙年龄比较小的缘故，见面后，毛泽东就问谭启龙叫什么名和家里的情况。当谭启龙说了父母双亡，11岁就给富农家放牛，14岁参加革命时，毛泽东勉励他说：“放牛娃是雇农，雇农是农村的无产阶级。你这么小就做了这么多工作，不简单。以后在革命队伍中好好学习，你能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毛泽东的嘱托，成为谭启龙一生的动力，在革命队伍里，他努力学习，埋头工作，使他从一个放牛娃成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　　这次会议后的十几年里谭启龙一直未能见到毛泽东。但毛泽东却始终记着他。1952年春，毛泽东到杭州视察，已担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的谭启龙再次见到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你叫谭启龙，是放牛娃，红小鬼。”在询问了浙江的工作后，毛泽东对他说：“你现在是‘大官’了，担子不轻啊。要好好工作，为群众着想。”此后，毛泽东经常到杭州，谭启龙也经常到北京开会或汇报工作，见到毛泽东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有一次，谭启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说到地方工作不太好做，有些还挺棘手时，毛泽东笑了，说：“我教给你个好办法，那就是调查研究。你们在地方工作，要特别注意调查研究。只要了解了实情，工作有了针对性，开展起来也就容易了。” 　　后来，谭启龙调山东省委工作，毛泽东多次询问谭启龙的工作情况。1963年毛泽东来山东视察，谭启龙因在曲阜指导社教未能赶回，由省委书记处书记白如冰向毛泽东汇报。汇报中，毛泽东问：“谭启龙同志下去是看一看，还是帮助下面解决问题？”当白如冰说是帮助下面解决问题时，毛泽东很高兴，说：“那很好。”在“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王效禹篡夺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大权后，背着党中央对谭启龙进行关押，并煽动造反派对他进行无休止的批斗和人身摧残，几次打成重伤。对此毛泽东并不知情，他仍然关心并信任谭启龙。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问：“谭启龙来了没有？”当得知谭启龙未到会时，毛泽东问周恩来：“他在哪里？”周恩来说：“在济南。”毛泽东大为不解地说：“他有什么事啊？放牛娃，红小鬼出身！”毛泽东的这番话使王效禹不敢再放肆，也不得不解除了对谭启龙的隔离，减少了批斗。在毛泽东直接过问下，谭启龙在1969年党的九大上，缺席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此后，毛泽东安排他到福建担任省委副书记、省革委副主任。回想此事，谭启龙感慨万分，说：“王效禹和造反派千方百计打倒我，想置我于死地，而党中央还是信任我，毛主席还是信任关心我。” 　　原省顾委常委朱永顺在回忆见到毛泽东的情景时说：1955年11月，当时他在德州任地委副书记，毛泽东的专列在德州站停靠后，请地委的同志上车，了解情况。他上车后，毛泽东问他叫什么，哪里人？他回答说是寿光人。毛泽东问为什么叫寿光？他说“不知道”。毛泽东说：“可以找一份县志看看，上面或许有记载。”并说：“我就很喜欢看县志。”毛泽东又问：“你多大了？”他回答：“34岁了。”毛泽东笑了，说：“怪不得。青年团，青年团，娃娃、娃娃。”他也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当时，全国正在进行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问这些情况时，他都回答上来了。当毛泽东问到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他却基本上没回答上来，心里有些紧张，怕毛泽东批评，就实事求是地说：“这项工作我没有抓过，对城市工商业问题我不懂。”毛泽东听后，没有一点责备，反而说：“不懂不要紧。不懂的事情，抓上几次就逐渐学会了。” 　　1958年8月，毛泽东从河南到山东视察，专列在兖州稍停。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等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由于通知较急，还在田间组织生产的副书记王吉德来不及换衣服，挽着裤腿，腿上还带着泥就上了火车。见到王吉德这身打扮，毛泽东毫不在意，还夸奖说：“不用问，你也是个农民出身。”随后，毛泽东抽出一支香烟递给他，由于紧张，王吉德未加思索下意识地接过烟。毛泽东给他点着，便抽了起来。毛泽东问：“你是什么职务？”王吉德回答：“我是济宁地委副书记兼滕县县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听后，幽默地说：“噢，那你是滕小国的国王了。”大家被毛泽东的话逗乐了，紧张的心情也放松了。接着毛泽东问了滕小国在哪里？孟子在滕小国的古迹还有没有？王吉德说：“还有，滕城有文公台，县城内有铁牌坊。”毛泽东听后，纠正道：“铁牌坊与孟子无关，滕文公请孟子来讲学，孟子馆于上宫嘛。上宫还有没有？”王吉德说：“我不知道，没注意过。”毛泽东说：“可以多学点历史，当地方官了解当地的历史很有好处。”又问：“滕县离微山湖很近吧？微山湖的鱼是四个鼻孔知道不知道？”王吉德回答：“不知道。”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人很实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接着，毛泽东又询问农业生产情况，并嘱咐“工作方法不要太简单，太简单了容易出问题。”王吉德一一答应。这次会见，王吉德很有感触。他后来曾说：“毛主席话虽不多，但体现出他对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关心。几句问话，就能使你感到自身的不足。他决不单单是让你多点常识，而是告诫干部为任一方，就要尽可能地熟悉当地情况，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那以后，我十分注意学习，努力了解当地民情，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自感工作能力一下子提高了不少。” 　　毛泽东十分重视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珍珠泉礼堂给山东省省直机关干部作了一次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的那种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他要求干部把党的艰苦奋斗的好传统好好发扬起来，“要奋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1958年“大跃进”期间，瞎指挥、浮夸风盛行，有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对群众态度粗暴，甚至有动手打人的。对此，毛泽东十分反感。1959年2月，毛泽东来山东，在他的专列上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他问参加座谈会的历城县东郊公社第一书记郑松：“干部作风有问题吗？”郑松回答说：“干部作风过去有些问题。通过整社有了转变。”毛泽东接着问：“干部有没有打人的？”郑松说：“没有发现。”毛泽东摇摇头说：“我不相信，那么多干部没有打人的？”郑松回答：“因为随时贯彻毛主席您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精神，所以没有打人的。”毛泽东又问陪同的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干部作风上有什么缺点？”舒同说：“过去东郊公社的区、队干部有‘三大法宝’，就是辩一下、拔白旗、不管饭。”毛泽东问：“那现在呢？”当郑松回答说现在干部作风有“八大转变、十大发扬”时，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　　毛泽东一贯倡导实事求是。这年4月，毛泽东到东郊公社大辛庄视察，当他看到地头上的木牌上写着计划指标亩产1000斤时，他问：“亩产1000斤？能打出来吗？”有的同志说“能！”他回头问陪同的白如冰：“你看麦子一亩地能打1000斤？”白如冰回答：“麦子长得很好，但恐打不了1000斤。”毛泽东摇着头说：“我看这麦子别说亩产打1000斤，连500斤都收不到。你们打出来的时候，我才相信哩！”接着毛泽东对郑松说：“到小麦收获时，你们要亲自组织一批干部收割和验收，仔细称一称，看看一亩地究竟能收多少斤？”在场的干部表示一定按主席说的办。毛泽东点点头，对大家说：“做事情一定要留有余地，要实事求是，不要空口讲空话，秋后我要再来看看亩产小麦到底多少斤！” 　　在这次视察中，毛泽东发现了不少问题。4月29日，他以《党内通讯》的形式，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篇党内通讯，其中谈到了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推广机械化，以及讲真话不讲假话等问题，并特别强调了“包产能包多少，就包多少”，能“收获多少，就讲多少”。　　小麦成熟后，郑松等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组织人收割验收，结果平均亩产400·6斤。这年9月毛泽东实现他的承诺，再次来到山东视察，问郑松小麦产量到底多少？郑松如实作了回答。毛泽东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笑着说：“上次我说平均亩产连500斤都打不到嘛，结果还是打不到500斤。就应当这样，实事求是嘛。” 　　足迹遍齐鲁　　心系人民群众　　毛泽东时刻把人民的疾苦挂在心上。早在1934年他就指出：“一切群众生活的实际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政治上翻了身。但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烂摊子上建立起来的，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村生产力极为低下，农民的生活依然贫困。所以，农业生产和粮食问题，农民的吃饭问题，成为毛泽东最为操心的一件大事。山东是个农业大省、人口大省，毛泽东也因此而十分关心山东的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他多次对山东的领导同志说：“山东是个大省，一定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要关心群众的生活，多打粮食，让老百姓都有饭吃。”建国后，毛泽东先后20多次来山东。据当年接待过毛泽东的省里的老同志讲，毛泽东每次来山东，问得最多的就是山东的农业生产和粮食问题。　　1955年11月，毛泽东的专列驶进德州车站。在列车上，他与当时的德州地委副书记朱永顺有过一次长谈。当朱永顺谈到“大多数农业合作社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产”时，毛泽东说：“合作社一定要增产，不增产办合作社干什么。” 　　1958年8月，毛泽东由河南来山东视察。当列车到达兖州时，毛泽东停了下来，召集济宁地委和几个县的县委领导了解情况。见面后，毛泽东问的第一个话题就是粮食问题。济宁地委的同志汇报说，粮食亩产从1957年的126斤增加到277斤，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　　那几年济宁一带连年水灾，毛泽东对此很是关切。他向高逢五详细询问了灾情，损失多大，群众的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当说到滕县也发了大水，灾情较为严重时，毛泽东略为一惊，忙问：“淹了多少亩？”滕县县委的同志回答说：“今年?土?9万亩，去年81万亩。”毛泽东听后，久久没有说话，他连抽了几口烟，表情凝重。沉默了一会儿，毛泽东说：“要组织好救灾，想想办法，尽量减少损失，特别是粮食，不要让群众挨饿。”在座的人听了这番话很受感动，眼睛都湿润了。　　也许这次谈话引起了毛泽东许多思考，当专列走到泰安时，毛泽东再次让列车停下来，找泰安地委和附近县的县委同志了解情况，此时已是凌晨3点多钟。泰安地委副书记李元明、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张瑞周等人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见面后，毛泽东问：“你们想谈点什么？”李元明说：“我们想汇报当前工作情况，请主席做些指导。”毛泽东沉思片刻，说：“那就谈谈粮食情况吧。”李元明说：“今年比往年增产，今年小麦亩产162斤，总产8·5亿斤，较去年增产36％多一点。”毛泽东点点头，又问：“秋季怎样？能收多少？”李元明回答说：“计划亩产600斤，争取700斤，总产量达到52亿多斤到60亿斤。”毛泽东问：“去年粮食产量是多少？”“亩产230多斤，总产量20亿斤多一点。”毛泽东听后略带怀疑地问：“增产一倍以上到二倍，能达到吗？”李元明很有信心地说：“从目前作物长势看，完全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听后很欣慰，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但愿能实现，这样群众的口粮就能宽余些了。” 　　白如冰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由于“大跃进”期间“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不仅没能使经济跃进到新的高度，反而使各项建设受到重大损失，加上连续的自然灾害，造成了粮食严重短缺的困难局面。1960年5月初毛泽东来济南视察时，他向毛泽东如实地汇报了这一情况。汇报中提到目前有70％的农民生活遇到困难，依靠国家的返销粮才得以度荒。毛泽东听后，心情很沉重，只是问了一句“能有这么多吗？”而后就再也没说什么，在陪同过程中，他明显感到毛泽东的心情不好，似乎有什么心事，听起汇报也不像从前那样专一，话也不多了。　　在此后的几年里，毛泽东每次听汇报，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总是一个重要的话题。1963年，经过国民经济调整，山东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农业有了明显好转。这一年，毛泽东外出视察经过济南，白如冰等人到西郊机场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更为关心的仍然是增产节约、农业生产和救灾情况。在谈到这些情况时，毛泽东问：“你们今年小麦怎么样？”白如冰回答说：“1962年实际产量41亿斤。”毛泽东笑了：“不是说只有30多亿斤吗？”白如冰说考虑到受灾等因素，留了一些余地，毛泽东说：“留点余地好，你们是大省，要增加一点库存，要把经济作物搞上去。”在谈到全省还有一些社队的生产生活存在困难时，毛泽东把目光转向大家，深情地说：“首先要帮助基层解决困难，解决生产困难等于增产。” 　　1965年11月，毛泽东去南方途经济南，再次找山东省委的同志了解情况。谭启龙、杨得志、苏毅然、刘秉林等省委、济南军区负责人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落座后，毛泽东首先问谭启龙：“山东今年的年景怎么样？是不是还是5个（丰收区）包4个（灾区）。今年全省收了多少粮食？”谭启龙回答说：“今年年景不错，虽然遇到大旱，但粮食生产可以达到250亿斤，去年是228亿斤。”毛泽东接着问：“大旱之年还能丰收？”谭启龙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了山东旱情及山东人民抗旱斗争的情况，并说：“‘三五’期间我们将主要解决粮食问题。”毛泽东又询问了山东多种经营的情况，并说：“有了粮食，再有些收入，农民的日子就会更好过。” 　　毛泽东还十分关心山东的水利建设。他来山东视察时，曾与邓小平亲临黄河视察；曾就黄河位山工程的修建、南四湖周边涝洼地的改造、河流的治理和山区蓄水问题作过许多指示。他曾多次强调：“要重视水利。水利搞好了，有利于战胜灾害，保证农业的丰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山东省委、省政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组织领导全省人民大兴水利，修建起位山等引黄工程，整理河道，建起了众多的大中型水库。这些水利工程，至今还造福于山东人民。　　为促进工农业的发展，毛泽东多次强调要重视科技。他于1958年、1959年两次视察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鼓励专家们搞好农作物的研究，“有好的品种就推广出去。”当得知农科所已将农业科研机构下放，在各地分别搞小麦、棉花、花生试点时，毛泽东非常赞成，强调科学研究要面向基层、为基层服务。　　1960年5月2日，毛泽东专程来山东视察，在听取了汇报后，对山东工业“四化”（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抗旱斗争和农业生产等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当他听说珍珠泉在举办全省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最新成就展览时，他不顾疲劳，前去参观。面对一项项科技成果，毛泽东脸上挂满笑容，特别是当他看了济南汽车制造厂生产的“黄河”牌ＪＷ150型8吨载重汽车，并听说这项成果填补了国家大型载重汽车的空白时，他高兴地和站在车旁的副厂长邹德安等人一一握手，连声说：“谢谢，谢谢。”然后转身挥手对大家说：“谢谢你们！” 　　毛泽东虽身居高位，却平易近人，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这里，我们仅摘录几个历史镜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领袖与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　　那是45年前的一个夏日，骄阳似火，天气酷热。这天下午，毛泽东在谭启龙、杨得志等人陪同下来到历城县北园农业社水屯村的田间地头。当他看到前面路边柳树下的一个稻草窝棚里有人在休息时，便笑着问农业社主任李树成：“他们是干什么的？”李树成说：“他们是管理实验田的社员。”毛泽东听后，兴致勃勃地走向窝棚。　　窝棚口处的几个社员见有人来，便向外张望。他们万万想不到会是毛泽东，先是一怔，随后高兴地喊出了声：“毛主席来了。”便争先恐后地跑出来，鼓掌欢迎。这时毛泽东已走到他们跟前，有些社员还未来得及出窝棚，毛泽东便弯腰走了进去，和他们一一握手。握手时，有的社员手上还沾着泥巴，连忙往身上搓，有的还没来得急搓，毛泽东已握住了他们的手。毛泽东在窝棚里坐下，同他们交谈。他抚摸着青年韩茂林的头，亲切地问：“你多大了。”韩茂林说：“17岁了。”毛泽东笑了：“你还是个娃娃呢。”接着他又握着孙守法的手，和蔼地问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今年47岁啦。”毛泽东说：“那你是个技术员。”见毛泽东热，有个社员忙给他扇扇子，他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吧。”说着接过扇子扇起来。毛泽东向他们询问劳动情况、生活情况、家里情况，谈了很长时间。　　第二年的9月12日，毛泽东来到济南，听完汇报后，毛泽东提出到历城县东郊公社去看看。当时，天下起了雨，陪同人员劝他不要去了。但当他得知全县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700名代表和社员在大辛庄等着时，便毫不犹豫地驱车前往。毛泽东冒着雨、踏着泥泞小路，察看了玉米、大豆长势情况。然后又冒着大雨接见了与会代表。与大家见面后，毛泽东上了车准备返回。车开动后，毛泽东看到大辛庄的一些群众从村里向这边跑来，又两次停车走出车外，站在雨中向群众挥手致意。村民们望着雨中那魁伟的身躯，热泪盈眶，许多村民高喊道：“请毛主席上车，别淋着……” 　　领袖热爱人民，人民不忘领袖。45年过去了，虽然毛泽东坐过的那个草棚已不复存在，但旁边的柳树依然枝叶繁茂。为此，当地人叫它“幸福柳”。前些年这里修建了广场，名叫“幸福柳广场”。　　毛泽东一心盼望人民群众能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但他自己却十分俭朴。他历来反对搞排场，反对前呼后拥、高接远迎。他来山东这么多次，除几次实地考察外，均吃住在火车上。1952年10月26日，毛泽东第一次来济南，当时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正在上海开会，只有许世友和高克亭、王卓如、李士英等几个分局委员在家。于是接待、汇报工作就由他们负责。高克亭曾回忆说：“当时只是接到罗瑞卿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下午到济南，请分局的同志在家等着，只让省公安厅厅长李士英到车站接一下即可，并说这位同志睡硬板床或棕床。大家猜测可能是毛主席要来。当时居住条件比较好的只有省政府交际处，分局统战部也在此办公。大家知道，让毛主席住交际处，他肯定不答应，只好摘下交际处的牌子，留统战部的牌子，让毛主席和随行人员住。” 　　毛泽东来到交际处的客厅坐下，第一句话就是“我来不扰民，不害民，随便下来看看，你们分局的同志该干什么干什么。”许世友听后，着急地站了起来说：“主席您来，我们不照顾您照顾谁！再忙我们也要照顾您啊！”毛泽东笑了，说：“那就这样，明天你来，我们到千佛山看你怎样指挥打济南的。” 　　第二天一早，许世友陪毛泽东去千佛山，分局其他人都回去休息了。在千佛山上，大家考虑毛泽东第一次来济南，提出想请主席多看几个地方，比如大明湖、趵突泉、黑虎泉。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说：“可以，但只要个把人和我去就行了。”于是，分局只有许世友和分局统战部副部长李宇超陪同毛泽东及随行人员到几处看了看。　　毛泽东来山东视察，不论住在哪里，盖的被子都是从北京带来的旧被子，还有一件旧棉布面的皮大衣。他的饮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他从不喝酒，每天吃饭，好一点的菜就是炒点肉或做点淡水鱼，配点青菜和辣椒，从没有什么山珍海味。据高克亭回忆，1952年毛泽东来山东时，分局的同志考虑到毛主席第一次来，原本想要宴请他的，但还未说出口，毛泽东就说：“各吃各的，你们都回去吧。”吃饭时，大家看到毛泽东的晚饭：一盘辣子、一盘泥鳅。就这，毛泽东还夸奖厨师：“这个鳅鱼做得好吃。” 　　在徐州市（当时归山东管辖），毛泽东视察完驻九里山下的装甲兵部队已到午时，部队准备好饭菜，留毛泽东一行吃了饭再走。毛泽东笑着说：“不在这里吃，我请你们的客，到车上吃。”这顿饭是四菜一汤，四个菜中最好的一道是烧鲤鱼。由于是“请客”，毛泽东破例给每个人用大杯斟了半杯葡萄酒。　　为了解决山东接待工作的困难，1960年经省委研究决定，在济南市南郊建了一处高标准的宾馆，其中专为中央几位主要负责同志设计了专用房间。这年5月，毛泽东在李先念和杨尚昆的陪同下，专程来山东视察，省委提出请主席住到那里。毛泽东把手一挥：“我不去。”省委的同志又求助于同来的中办主任杨尚昆。杨尚昆前去看了看，回来告诉毛泽东：“搞得不错，是否去看一?矗俊泵蠖故悄蔷浠埃骸拔也蝗ィ　贝撕螅钡剿ナ溃裁惶そńǖ哪辖肌捌吆怕ァ币徊健5笔闭侨曜匀辉趾κ逼冢蠖诒本┚投ㄏ铝瞬怀匀獾墓娑āＴ谏蕉募柑炖铮蠹仪籽劭吹剑蠖焯斐缘木褪抢弊印⑶嗖撕筒诿追梗蝗梅乓坏闳猓桓慵ρ继溃挥梦毒缘牟死镉鸵埠苌佟Ｊ∥牧斓技复翁岢龉┯Φ阌闳飧蠖裕凰芫? 　　多少年后，省里的老同志及当年接待过毛泽东的人员，每每谈这些事，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酸楚。他们说：“当年虽然困难，但省里为他提供些好的饭菜是完全有能力的。在许多人看来，好好招待毛泽东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不可能，因为毛泽东就是这样，粗茶淡饭伴他一生。今天，我们的生活比起那个时代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毛泽东艰苦朴素的思想和作风，却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段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他为人民开创了一个新世界，领导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又为能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让人民能过上幸福生活，进行了艰辛探索，耗尽了一生精力。尽管他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出现过失误甚至错误，但他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彪炳史册，他的名字永远与我们党的历史，与中华民族翻身解放、繁荣昌盛的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的思想和精神永远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继续推动历史的前进。山东人民也将永远铭记他的关怀和恩情，在新的历史时期，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不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干事创业、加快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大而强、富而美”的新山东，早日实现现代化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