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25日,是云南护国起义88周年。对于这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功绩和地位,早已有了定论,并不存在分歧。但是,对这次反袁称帝维护共和的首义之举,在有关的一些评论、回忆、著作乃至戏剧舞台和影视评论上,都存在着一些偏颇之处。有的忽视史实随意编造;有的使用春秋笔法,去真存伪;有的人云亦云,抄抄摘摘,误导读者。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留下来的是是非非依然存在,还在不断蔓延,实在令人遗憾。

　　云南护国起义留下的是非很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某些评论对这次反袁称帝的首义之举能以在云南发生的基础,缺乏充分肯定和分析,过分强调个人作用,把功劳记在某一个人的账上;二是对护国起义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唐继尧和蔡锷功过是非的评论有失公允。

　　云南护国起义的思想基础和力量基础

　　护国起义首先发生在云南,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有其充分的思想基础和雄厚的力量(人力物力)准备的必然结果。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云南便开始组建新式陆军学堂,几经演变成为云南陆军讲武学堂。讲武堂的教官多为早期留学日本的出国学武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国内或国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或后来的中华革命党。其代表人物有李根源、方声涛、唐继尧、罗佩金、杨杰、顾品珍等。在他们影响下,军校师生中民主主义革命思潮高涨,涌现出朱德、叶剑英、崔庸健以及邓泰中、杨蓁、黄斐章、谢汝翼等一大批出色的学员和教官。经过辛亥革命等战争的熏陶锻炼,这批人护国前已成为滇军中掌握实权的中上层军官,其中唐继尧是集全省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云南都督。1915年袁氏称帝的阴谋暴露,滇军中便萌生了反袁的议论和准备。八月筹安会出笼后,滇军中的上述骨干力量便开始积极暗中串联,先后开了五次秘密会议,研究反袁起义事宜,并由与唐继尧关系密切的罗佩金等人与唐联系,推动他参与并领导起义。与此同时,孙中山的代表吕志伊也秘密返滇,进行联络指导。还有李烈钧、熊克武、周钟岳等大批反袁人士先后入滇、返滇,共同谋划推动反袁。谋士如云,猛将如雨,而且有足够的力量作后盾。当时云南有不属于北洋军的新军二万多人,训练有素,装备良好,军械为重价购进的德国产品,并有自备的弹药厂,可日产子弹二万余发。这支军队在其高、中级军官的影响和指挥下,早已枪在手刀出鞘,只等待着一声令下了。起义之前,云南局势已像一座即将暴发的火山。袁世凯于十二月中旬发表“接任帝位的申令”仅十余天,还没有得来及正式登基,云南便揭竿而起,首举反袁称帝的义旗,打响了维护民主共和的第一枪。这绝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建立在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力量基础上的。论及云南护国起义,忽视这一雄厚的基础而去侈谈个人的“神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唐继尧和蔡锷在护国起义中的地位和作用

　　唐继尧和蔡锷都是云南护国起义中的主要人物,这是无可争议的。但对他们二人在这次事件中主次地位和实际作用的评价,则是是非非,莫衷一是。许多著作、评论扬蔡抑唐的倾向太浓。这种倾向既不公正,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先看看蔡锷:

　　据我所知有两种评论:一种认为云南护国起义是蔡锷发动、组织和领导的,是护国之举的主帅。这种意见很流行。有的影视和文章甚至将云南护国起义简称为“蔡锷起义”,有的还将梁启超硬拉进来,说是在梁的领导和指导下,蔡锷潜回云南,发动和组织了云南起义等等。另一种意见正好相反。特别是某些“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因为蔡锷钟情于改良派而又师事改良派领袖梁启超,且曾对袁世凯有效忠行为,因而对蔡锷在云南护国起义中的作用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如说:“蔡锷在辛亥、护国中是革命的暂时同盟军。他是支持梁启超的,黄兴把他从北京救出来,他还是先到天津去见梁启超。蔡锷在云南是反孙(中山)排李(根源)的,反孙排李也就是反对民主革命的表现。”(见马继孔著《云南陆军讲武堂史》前言第三页)持此论者甚至引申至辛亥云南“重九起义”,认为蔡锷是迫于形势才参加的。上述两种意见我认为都有失公正,不足为信。据诸多史料分析和记载,客观地说应该是:蔡锷是云南护国起义中的重要人物,“在云南起义中起到了两派联合的纽带作用。”(见谢本书、冯祖贻等五人所著的《护国运动史》)。该书还论述了蔡锷虽在形势影响下参加并领导云南的辛亥起义(即重九起义),当了云南都督,但他的思想和行为依然保持着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并列举了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派唐继尧到贵州支持立宪派夺权;二是疏远国民党同情进步党;三是支持袁世凯的集权统一;四是支持袁世凯镇压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见《护国运动史》131至132页)。据史料记载,蔡锷1913年离滇调京,并非如有的文章所说,完全是袁世凯的调虎离山之计以及调京后形同“软禁”。实际是出于蔡本人的主动申请和袁世凯的顺水推舟相结合。蔡到北京后袁世凯委以一系列的重要职务。“虽不如都督有实权,但大多是袁世凯的核心机关成员。如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实际上起着新的军机处的作用”(见《护国运动史》)。袁世凯重用,蔡也竭力效忠。不仅对袁委任的职务恪尽职守,还将他在广西任内起草的《军事计划》一书修订后呈献给袁世凯。而且称“如果袁氏愿意的话,就让他做个终身大总统”(赵钟奇:《云南护国前后回忆》)。由此可见,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蔡锷是不可能超前利用其影响力,在滇军中造成既成事实,迫使掌握军政大权的唐继尧参与反袁起义的。但蔡锷毕竟于护国起义前夕潜回云南,参与领导了这场伟大的历史事件。“蔡锷抵香港及晤印泉(李根源),知滇议已定,喜而驰入,宣布之期始定”(见《云南文化史》576页引李曰垓《客问》)。蔡锷之所以终于成为护国起义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据诸多史料所载,主要是在京两年逐渐看清了袁氏称帝的野心和受黄兴等人的影响。直到1915年8月筹安会出笼,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后,蔡锷才一面假装拥袁称帝一面密谋出走,他抵达昆明的时间是12月19日,离宣布独立(起义)不到一个星期了,怎么来得及临时去“发动、组织和领导”呢?事实是,那时的云南已经是箭在弦上。因此,说蔡锷是云南护国起义的“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护国起义的主帅”等等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但是,蔡锷在云南毕竟是一个有特殊影响的人物,八月筹安会出笼之后,他和唐继尧等人多次联系,促进反袁。正式起义之前又赶回昆明参与最后的策划和领导。因此,说他是云南起义的重要人物,是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才是实事求是的。

　　再看看唐继尧:

　　护国起义时唐继尧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云南都督。以这样的身份参与策划和领导起义,他在这场事件中的主导作用和主帅地位,应当是毋庸置疑的。然而,80多年来却是众说纷纭,贬多于褒。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唐之参与起义是主动还是迫于形势?二是唐继尧和蔡锷在起义中谁是主帅?这两个问题又相互影响和互为因果。遍览史料和有关文章,对于唐继尧在护国起义中的主帅作用持否定态度者大体有三种原因。一是当罗佩金等人最初密谋反袁时,对唐继尧曾提出过“拥、送(出境)、杀”三个方案,据此而得出唐的参与于形势所迫的结论。其实不然,三字策略的重点是“拥”,即拥护唐站出来领导起义。当时罗佩金等人和唐继尧关系密切,邓泰中和杨蓁所领导的两个团实则是唐的警卫团。他们对唐的基本态度是比较了解的,所以将拥唐出马作为上策,由罗等亲自和唐联系。而“送”和“杀”只不过是非常时期不得不作出的预案而已,不能因此而得出唐是被迫参加的结论。事实是唐继尧明确地表示了反袁称帝的态度,主动参与策划和领导,只是在起事的时间上有所观望。鉴于他当时所处的地位,这是难免的。对唐继尧非难较多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史》,在概述讲武堂师生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四大作用时,第二条便是“讲武堂师生推动唐继尧,领导和组织了护国之役”。这里使用“推动”而不是“迫使”;使用“领导和组织”而不是“被迫参与”,其内涵一目了然。据谢本书、冯祖贻等所著《护国运动史》记载,早在蔡锷返滇之前,唐便积极从整军经武、备械、筹备军饷、联合省外反袁力量等四个方面积极作起义准备(详见该书123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蔡锷在经越南返滇的途中,袁世凯曾密令其心腹云南蒙自道尹周沆和阿迷(开远)知事张一鲲“务须跟踪谋杀”,而且已付诸行动。只因昆明截获了袁的密令,唐继尧作出周密部署,令其弟唐继虞带兵到边境迎接,又急令蒙自驻军刘祖武负责滇越铁路有关站口的保卫工作,才使蔡锷得以脱离险境,安全抵昆。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唐继尧不是被迫而是主动承担了起义的领导。二是一些回忆性史料本身的差错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误导,乃至以讹传讹。如说唐继尧的态度直至蔡锷抵昆后才最后决定下来。如依此说,蔡锷抵昆之前在唐继尧领导下的一系列起义准备又作何解释呢?再说蔡锷12月19日才到达昆明,离宣布起义不过六天,一切准备工作来得及吗?回忆性史料中类似的互相矛盾之处很多。究其原因,也许有的是回忆者记忆的错乱,并不带有主观成分。另外则是因为滇军内部后来的分化、倾轧,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甚至少数另有图谋者导致的混乱。云南学者万揆一,在其《滇云旧闻录》一书中,引述了唐继尧在起义前对官兵的反袁演说为证,说明唐是起义的主帅。与此同时,还直言不讳地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同盟会员和中华革命党员(唐为同盟会员),在反袁阵线中比重较大,拥护共和的态度也最坚决。进步党在其党魁梁启超的领导下,虽也反袁,但却怀有政治野心———准备攫取讨袁领导权,作为进一步攫取权力的资本(在梁启超的左右下,日后抑唐扬蔡、篡改历史,把护国讨袁说成该党发动,就是由此产生的恶果)。”万先生的这本书出版于1998年,是否代表了一种新的倾向和看法呢?三是因为唐继尧后来的变化,影响了对他在护国起义中的看法。我们这里研究的是他在护国起义这一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他的一生。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无论是对其一生或一个阶段,都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该肯定者则肯定之,该否定者则否定之。只有这样才能对历史人物作出公正的评价。

　　作者：龙志毅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