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教授　王一儒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解决这一问题，抓住了妨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键性环节，必将进一步拓宽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使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经济增长点。有数据表明，在我国工业企业的增加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已经达到三分之一强；在出口总额中，三资企业、民营企业的比重超过50%；最近两年城镇从业人员中，在非公有制经济从业的比重超过60%。当然，现在还存在着制约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简单说就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改革滞后的部分，如城乡体制分割、金融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宏观领域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一些深层次矛盾得到有效缓解，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建立健全保护个人合法产权的法律体系。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保护个人合法产权的法律规定不够明确，非公有企业财产权利的保护水平比较低；市场主体法律框架基本形成以后，缺乏完整的民法规则的支持，特别是缺乏对物权、债权的完整规定。因此，应逐步建立法制化的财产保护体系、税收体系和其他经济活动规范体系，明确各产权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细化有关产权保护的法律，逐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民法体系。

　　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现在，一些给予外资的“国民待遇”，却不能给予具有国民身份的非公有制经济；竞争性行业中存在行政性垄断现象，限制了非公有制经济在这些产业中的发展。放宽市场准入，就是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只要是未被禁止，就允许其办厂、投资。鼓励和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均应鼓励和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同时，改革投资体制，减少对非公有经济的审批环节，降低行政性收费，使它们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人才招聘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国有企业享受同样待遇。

　　扩大金融体系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开放度。目前我国除了短期信贷以外，其他融资渠道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开放度很低；非公有制经济融资的机会少、规模小、期限短、比重低、品种少、担保难、成本高；证券市场对非公有制经济企业的开放度也较低，银行技改贴息贷款、加速折旧减免税收等财政金融优惠政策，也与绝大部分非公有制企业无缘。因而，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服务系统；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完善和强化金融风险的控制和监管机制，为非公有制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创造必要的条件。

　　加强和完善政府部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服务体系。目前，各类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程度不高，服务不规范，一些政府部门还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方式，以检查收费代替服务和监督。为此，应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逐步做到把银行贴息、风险基金使用、改制上市等支持公有制企业发展的政策，同样运用于非公有制企业；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服务体系，为非公有制企业及时提供资金、技术、信息和法律等方面的服务；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革，参与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改造；引导、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加快技术改造；在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有效的政策协调机构和机制，发挥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培育、规范和发展各类市场中介组织，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等等。（解放军报2003年12月24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