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施先生永远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感到太吃惊，甚至也不觉得过度悲哀。几年前去看他时，他就说过最不愿意躺在病床上受活罪。他在即将走近百岁华诞时离我们远去，而不是像巴金那样不得不长期深受病魔痛苦的折磨，我想他会感到庆幸的。

　　心中久久难以消散的是遗憾。再也见不到他了，再也听不见他的大嗓门了！更为中国遗憾。又少了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又少了一个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的的“通才”。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五四”时代为中国提供的文化精英，一个接一个远行，虽是必然规律，但终归令人伤感。

　　施蛰存1905年在浙江杭州出生，在杭州教会学校之江大学及上海的复旦大学等地接受教育，他接受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的性格也在这样一个倡导个性解放、精神自由、创造自由的时代氛围中形成。三十年代，是他的小说创作的高峰期，《上元灯》、《将军的头》等，被视为“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八十年代，这些作品在冷落多年之后重新出版，引起了年轻一代作家的关注，并影响了他们对文学的重新审视和把握。一九五七年，施蛰存被打为右派，在资料室的故纸堆里他开始古典文学的研究，同时业余收藏古碑帖和金石研究。或许可以说因祸得福，在不少作家人云亦云的日子里，他开拓了一个新的文化领域。有这样的经历，他才可能在八十年代开始出版了《唐诗百话》、《水经注》、《北山集古录》等古典文化研究的专著。就这样，一个著名文学家在逆境中完成了向文史研究的过渡，在这一点上，施蛰存与沈从文颇为相似。当我们把他的创作和研究联系一起考察时，可以看到，作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倡导者的施蛰存，与作为杂文家、文化专家的施蛰存，正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这正是中国文坛最需要的“通才”。

　　施蛰存早就主张文学家应该是“通才”。四十年代他在《文学之贫困》短文中直言文学存在的缺陷，甚至概括为“文学之贫困”。这番话颇能代表他的文风和性格，值得引录。他说：“而现在呢？我们的文学家所能写的只是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上焉者兼有四长，便为全才，下焉者仅懂得一技，亦复沾沾自喜，俨然自以为凤毛麟角。历史，哲学，政治以及其他一切人文科学全不知道。因此文学家仅仅是个架空的文学家。生活浪漫，意气飞扬，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全不像一个有优越修养的样子。就其个人而言，则上不能恢宏学术，下不堪为参军记室；就其与社会关系而言．亦既不能裨益政教，又不能表率人伦。至多是能制造几本印刷物出来，在三年五载之中，为有闲阶级之书斋清玩，或为无产阶级发泄牢骚之具而已。”这样的话，自然会引起文坛议论纷纷，当年茅盾就曾撰文反驳。

　　我的理解，“通才”不仅仅限于学识，也在于关注历史，关注现实，在于总是以自己的思想考虑问题，以自己的眼睛来看世界。九十年代初，施蛰存在《随笔》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针砭现实、振聋发聩的杂文，正表明一个文化“通才”所具备的知识分子的素质。这一切，恰恰是他留给我们的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

　　十年前，我曾为《读书》杂志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题为《执拗的智者》。我写道：“智者不仅仅有着出色的才华和智慧。在我看来，智者，永远有着年轻的心；智者，时刻保持清醒的精神；智者，更有着良知和人生勇气。”施先生当时来信说他不是什么智者。但是，今天，当他离我们远行之后，我还是由衷地认为，他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智者。因为在他的身上，我们的确感受到了智慧、个性的魅力，而这些素质，恰恰是当今不少知识分子所欠缺的，也是整个文坛所欠缺的。

　　一位五十年代听过施蛰存讲授中国文学史的学生回忆到，施蛰存讲课有些与众不同。除了不带讲稿才情洋溢之外，最大的特点是从不引经据典。在两年的授课期间，这个学生从没有听到他引用过一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话，而引经据典在五十年代却是大学课堂里一个潮流。在大潮中显出一点儿个性，这就是施蛰存！

　　我一直对施先生感到愧疚的是，他曾托过办的几件事，我都未能如愿办成。

　　一九九三年，施先生曾介绍赵清阁先生与我联系，希望我能帮忙她联系出版一本散文集。当时出版界不景气，赔钱的散文集出版社很少肯出。此事未果。同年，他来信希望我帮忙联系出版孔海珠编成《现代作家书简》。他在信中高度评价孔海珠的父亲孔令俊三十年代编选出版的《现代作家书简》，并提出要和我合作再编选一本：“我又想和你合作。编第三集，从一九五0到一九七八年，你在北京找稿，我在上海找稿，我想有二百至三百封信就可以成书，并非难事。你有兴趣不？你考虑一下，如有兴趣干，我们再谈具体编法。”两本书都因出版社难觅而未能帮上忙，而我也失去了进一步得到他指导的机会，今天想来后悔不已。

　　施先生说“我又想和你合作”，是因为在此之前，他曾有过一个建议。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那一天，施先生给我写来这样一封信：“我希望你编一本《二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从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到十年浩劫，其间不少知识分子被整得残酷万状。应该有一本总的纪实文学。有些人已有现成资料，可以采用编入，例如你的《胡风集团》，可以另外节录编用。最近看到一本《宗岱与我》记梁宗岱事甚详。他在一解放就吃了两年官司。有些人的情况，我还未见记录，如李长之，穆木天，吴晗，这些人当时被迫害的情况如何？如果约几个人合作，串编串写，印一大本，也可以成为一种重要文献。”

　　十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将他的建议付诸实施，但他的叮嘱我一直没有忘记。我想努力把类似的事情做下去，做好。在我眼里，这个老人的目光总是那么锐利地深入到历史深处，深入到我们时代的精神深处，哪怕他已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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