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广场

　　恒仑

　　听评书是我几十年的爱好，儿童时代就听书入迷。

　　家住老沧口，离沧口广场不远。解放前这个广场是美军的露天仓库，振华路上有一个大铁门，能进出汽车。另外在广场的西北角上还有一个不太大的花岗岩拱形门。上世纪50年代初在北面的墙上扒开一个大口子，作为广场的北门（在升平路上），与南门遥遥相对。

　　广场内杂草丛生，十分荒凉。1953年，沧口区团委组织工厂、学校的青年义务劳动，将广场的西半部分辟为体育场。修了300米的跑道和标准的足球场，路道是用沙、土和细炉灰混合垫成。此后几十年里，沧口区的大型集会或单位运动会均在此举行。

　　北门开出来不久，一个名叫王春林的说书艺人在北门东侧靠墙处用黄泥和秫秸盖了一间“道士帽”式的说书场。书场不大，大约50多平方米。书场内的长条板凳都是用木板钉成的，十分简陋。说书人坐的方凳也很特殊，比平常家用的方凳高出一尺。因为说书人经常要站起来比划动作，所以坐这样高的板凳比较方便。在说书人面前摆了一张不大的方桌，上面铺着一块紫红色的台布。桌子上摆着一块“惊堂木”和一把特制的大扇子，另外还有茶壶、茶杯等。

　　书场不设门票，听书按“回头”收钱。钱倒也不多，听一回书只收二三分。只要说书人说到“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时，这就是要收钱了。中间休息大约十几分钟，当说书人将“惊堂木”一拍，说一声“书接前文”时，新的一回又开始了。

　　中间休息的场面可真是热闹，像学生课间讨论功课似的。有的三五成群议论书中的内容；有的为书中的某一个人物争论不休；还有的因为几天没来，便找周围的人补课，把前面没听到的补上，和刚听的内容接上茬。

　　我那时才十几岁，不论放寒假还是暑假，几乎天天跑去听书。因为没有钱只能在墙外面听，可是光听不看动作和表情不过瘾，怎么办呢？用小刀把墙皮刮去，再把秫秸割断，挖出一个小窟窿，这样既能听又能看。听完书往回走的时候，小伙伴们边说边模仿说书人的动作，仿佛自己成了一个小侠客，心里头别提有多美了。没过几天，说书人用泥巴把窟窿都堵上了。不过，这也没啥。只要一开书，我们就动手再挖。这一下可不得了，墙上的窟窿比以前更多了。夏天倒还好说，一到冬天，凉风飕飕地直往里灌。气得说书人经常从台上走下来撵我们。说书人一下来，孩子们就像受惊的麻雀一哄而散。等说书人一回到座位上，我们又各就各位继续挖洞。最后说书人真是没有办法了，便把我们这些常客请到室内，和大人一样坐在板凳上听。不过，听书是有代价的，每天必须扫地、打水，时间长了还帮着收钱。

　　那年月常说的书有《济公传》、《三侠剑》、《七侠五义》、《大明穿龙珠》等。说书人真会调侃，每到关键时刻就打住，让听书人老是有个想头。听完上回听下回，直到听完，第二天还想去。记得王春林在说《大明穿龙珠》的时候，一回“真假杨豹对宝刀”就整整对了6天。

　　春秋是听书最好的季节，不冷不热。冬天也还好说，书场中央生一个大炉子，人们再穿得多一点，虽然外面飘着雪花，可书场内还是热乎乎的。最难受的是夏天，那年月没有电风扇，人们挤在低矮的书场内，四面不透风，又闷又热。可是你再看书场里的气氛，说书人说得汗流浃背，听书人听得津津有味……

　　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改变爱听评书的习惯。当年收音机播送刘兰芳说的《杨家将》时，我是一天都没拉下。如今电视上经常播出评书，每天回到家第一项任务就是打开电视，冲上一杯茶，半躺在沙发上，听田连元或单田芳说的评书，舒服极了。听得明明白白、看得清清楚楚，可就是没有儿时的那番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