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

　　［内容摘要］中国的安全和发展，除了取决于国内因素外，还受到国际和地区因素的影响。在这次讲座中，依据他首次提出的“亚洲板块运动”理论（亚洲地区存在的各种国际力量理作为板块），庞中英认为，中国可以制订基于“新地区主义”上的地区战略，推出以“东亚共同体”为目标的长期而稳定的亚洲政策，竭力整合东亚浮现的各种地区化进程和多样的地区主义，探索在经济、政治、安全、社会、生态上与亚洲地区共存、共生的新模式，根本改变中国与亚洲的关系，并带动亚洲地区国际关系的和平变化，以实现中国和亚洲的共同崛起。

　　2003年12月17日下午3：00到5：30，中山大学南校区逸夫文化艺术中心403教室，中大政务学院国际关系学系邀请我国知名学者庞中英博士发表《再造中国与亚洲的关系》的学术演讲。

　　庞博士首先谈到“社会变化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问题。

　　“变化（变革）”或者“社会变化”一词在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具有不同的含义。过去，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很少提及“变化”的概念，更谈不上关于变化的理论分析。今天，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理论聚焦“变化”，试图理论化这个概念。

　　冷战结束后，各种描述“变化”的术语扑面而来。到底什么才是“变化”？如何衡量“变化”？由于公认的最根本变化是全球化，最近几年，世界上一些有影响的机构都在做着丈量全球化的工作。关于新近的全球化深度和广度是否强过史上的全球化，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观点不尽一致。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如著名的加拿大国际关系学者K.J.HOLSTI则通过对国际制度的变化来讨论他所称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变化问题”。生活和学术背景本身就非常国际化的欧洲学者商岱（YANAARTSCHOLTE）教授是从全球角度研究和关注“社会变化”的先驱学者。早在1993年，在英国大学任教的他就出版了成名作《社会变化的国际关系学》（英国开放大学出版社）。该书强调了以下核心问题：“国际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社会变迁进程的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关系到底如何？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和生态在社会变化中的起得作用如何？关于变迁进程的理论和实践（现实）到底具有什么样的联系？

　　环顾世界，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冷战后，一系列替代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这些“新理论”试图用不同的概念、模式、角度“替代”传统的、在学术上占据主流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举凡中国学人熟悉的地区融合（一体化）理论、社会建构主义等。问题是，这些层出不穷的新理论是否真的能够替代旧理论？

　　在研究全球化问题的美利坚大学著名学者JAMESH.MITTELMAN看来，当前的国际研究理论的争论发生在两类人士之间。一类是传统、主流范式的保持者（-KEEPERS），他们几乎否定全球化前提下的新思考；另一类是新范式的创造者（-MAKERS），他们向前者固守的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挑战性的问题，认为前者的范式多已过时，声称必须转向创新性的范式。在MITTELMAN看来，这两大阵营各有自己的雄辩理由。保持者处于守势，不认为世界发生了像创造者说的那样的变化，坚持自己的范式；创造者处于攻势，提出大量冠之以“新范式”的成果，不过却还一时难以替代保持者为之固守的理论。所以，当前是一个新旧理论范式交替的时期。对全球化的系统研究只是最近10年的事情，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显然还是不足的，用全球化范式取代现在主流的国际关系范式还为时过早。

　　近几年，除了大量舆论，国内外关于“中国崛起”的学术研究很多。中国崛起是世界事务中的一种社会变化。可惜的是，无论内外，人们不是在对外政策的现实政治层级研究和讨论中国崛起，就是使用传统国际关系范式来看待中国崛起，还少有用新理论、新范式的分析。从全球角度看，中国能否做到“和平崛起”？中国的崛起只是最近的事情，能否长期持续？中国内部社会变化的世界后果是什么？这些变化最终将导致一种什么样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变化和世界的变化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对中国社会变化的国际关系研究能否丰富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

　　接下来，庞博士简要介绍了当前国内正在讨论的战略构想——“中国的和平崛起”，并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大问题：到底什么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何看待与构建与“中国和平崛起”相关的理论？国际体系的“和平变革”是可能的吗？如何根据“中国和平崛起”的新理论构造中国与亚洲的新关系？

　　庞中英指出，亚洲集中了唯一的世界级超级大国美国、衰落了的但仍自我定位为大国的俄罗斯、快速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与印度，以及已是经济大国但决意要成为“正常”大国的日本，所以，本地区竞争、冲突与合作的高度复杂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亚洲还有许多重要的中小国家。非传统的国际问题，诸如贫困、环境退化、资源枯竭、人口爆炸等，困扰着亚洲各国。亚洲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大棋盘，是世界政治的一个中心。中国在21世纪的未来取决于如何与亚洲建立新型关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庞博士在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他的亚洲地区“板块理论”：把各种大国、双边和多边关系都作为一个个板块。目前，亚洲存在的主要板块有东盟板块、东盟为中心的各种机制（如“10+3”、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与中国板块、东盟与日本板块、东盟与印度板块、美国与其盟国（日韩澳）组成的同盟板块、上海合作组织板块、中国与印度本身也可以分别看作是一个板块。此外，为解决朝核问题而形成的“六方会谈”机制，也有可能演进为新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而成新的板块。明显地，这些板块有旧的（长期存在的），也有新的（正在浮现的）；有经济（贸易）的，也有安全（政治）的。各种板块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既相对稳定又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板块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传统的国家之间关系。板块理论研究的主要是各种新旧板块、经济板块与安全板块等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为中国构建一种新型的与亚洲关系的理论。

　　例如，就中国与东盟、日本与东盟板块之间的关系来看，中国、日本和东盟三边互动局面形成。日本东盟关系的加强表明，日本想抵消中国在东南亚日益上升的影响。日本执东亚经济牛耳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正快速成长为东亚的经济巨人。与此同时，东南亚不再仅仅保持与日本的紧密经济和政治关系，而且也与中国建立起了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关系。2003年10月8日，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加入这个条约的第一个非东南亚大国。日本则在2003年12月12日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由此，在经济和安全方面，中国、日本和东盟三边互动关系基本形成。这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一个新变化。东盟居间中日使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可能更加均衡。可以说，在日本东盟所谓“历史性”的特别高峰会议后，中国将继续探讨新的途径深化与东盟的关系。中国、东盟、日本如同一个三边形，缺了哪一边都不行。现在，中国东盟和日本东盟这两边都在加强，惟独中日这一边缺了一些。这使得中日关系的改善更具有迫切性。应该说，中日关系中的“东盟因素”是一个积极因素，我们对此因加强研究，以便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日之间能否也逐步走向自由贸易关系？最近，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对小泉政府的对外政策不无批评：“日本在亚洲必须与中国、东盟建立合作机制，如果日本与中国在东盟的问题上发生争斗，那么，日本将一事无成。”这是一个建设性、理性的日本观点。对中国来说，加强与东盟的关系并不是要与日本争夺所谓“地区领导权”，而是为了推动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以及促进东亚融合（地区一体化）。因此可以认为，这次日本东盟高峰会议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共同体”概念得到加强。尽管日本国内存在着与中国对抗的力量和声音，尽管日本版本的“东亚共同体”与中国、东盟的“东亚共同体”不尽一致，但是，毕竟这个模糊的“东亚共同体”已经成为中、日、东盟追求的共同目标。总之，我们虽然看到日本东盟关系中针对中国的一面，看到中日东盟三边关系中的竞争性，但是，更看到这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东亚合作、东亚一体化的一面。

　　关于中国的崛起，以日本为代表的周边国家一直持有“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所言的“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想要恢复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他们认为中国当前加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实行“早期丰收”计划，向东南亚国家做出一些让步，甘愿背负巨额贸易逆差，目的就是为了重建“朝贡体系”。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纽约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等英文报刊上发表了许多类似的评论。庞博士对此持否定态度：一方面，从中国自身的新变化来看，中国已经在亚洲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亚洲的影响提高了，另一方面，从当前亚太格局的新变化来看，亚洲作为一种地区国际结构在深刻影响、规范着中国的国家行为。

　　庞博士提出，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中国与亚洲关系的现实，是否真的出现了“朝贡体系”的某种迹象？未来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关系是否是是否将是新的朝贡关系？拟议中的东亚合作的大目标“东亚共同体”是否将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经济圈？他援引了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著名范式“霸权稳定论”。该理论解释了二战以后出现的世界经济秩序，美国作为霸权国自愿承担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的代价。该理论认定，若没有这样的霸权国，国际经济秩序是不可能的。在冷战时，为了抗衡苏联，美国不惜巨额贸易逆差，单方面向盟国（特别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开放市场，支持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庞博士认为，“朝贡体系论”可以说与“霸权稳定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的“中心国”类似后者的“霸权国”。两者都很“慷慨”，以期建立起一种秩序，前者为“中华秩序”，后者是“自由秩序”。从现实的角度看，中国并未再次变成亚洲的“中心国”，更非亚洲的“霸权国”。中国经济即使有可能超过日本，也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即使如此，顶多也是与日本等在亚洲平起平坐。现实上，如果要讲谁是霸权国家的话，不是日本，也不是中国，而是美国，是亚洲的霸权国。这样的情况将长期存在，即使在本世纪中叶，中国也不大可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超过美国。所以，一些美国人和亚洲人在今天谈论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新“朝贡体系”，即使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如果不是一种极端的观点，也是杞人忧天。正因为如此，上述谈论中国在亚洲“建造帝国”文章也承认，美国政府官员和多数东亚问题专家，根本不在乎中国与亚洲加强贸易和经济关系。

　　那么，中国与亚洲关系的出路何在？中国到底按照什么样的理论建立她与亚洲的新关系？庞博士认为，这个理论不是别的，就是新地区主义，认为中国若坚定地走“新地区主义”道路，中国与亚洲的关系将发生巨大的变化，结果就是亚洲与中国一同崛起，如同今天的欧洲和法国、德国一同崛起一样。

　　庞博士认为，地区主义是与“朝贡体系论”和“霸权稳定论”有着本质区别的另一种世界秩序、地区秩序观。为了改变中国与亚洲的关系，改变亚洲在今天世界体系中的地位，需要加强对地区主义的研究，提出中国自己的地区主义理论。

　　关于地区主义理论，庞博士借鉴了著名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的“相互依存的网络”概念（webofinterdependence）,对过去的欧洲融合与未来的东亚融合做了一个“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认为由东亚地区目前存在的各种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或安排，以及东盟在地区安全合作中的积极作用，使得东亚已经是一个经济和安全的相互依存网络。这个网络当然还不是东亚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加安全共同体），但却为东亚进一步融合奠定了重要基础。

　　最后，庞博士热情地回答了中大国际关系学师生的许多提问。

　　（此文由中山大学2003级国际关系学硕士研究生许甫琦根据庞中英博士的演讲笔记整理）

　　附：庞中英，现为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国际时事评论员。北京大学法学（国际政治学）博士。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