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半个多月时间里，全国各地的禁乞风潮有愈演愈烈、“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从本月25日开始，上海对付乞丐的办法又进一步升级，以对付刑事犯罪的人身强制办法对付乞丐，对于在地铁乞讨的行为，连续被查到3次以上者，将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处以刑事拘留（见12月26日《新京报》）。

　　乞讨行为不是违法犯罪行为，限制人身自由的规定只能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别的任何部门或地方均无权制定，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已经说得够多，《立法法》也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着。令人大开眼界的是，各地禁乞的理由五花八门。于是，一个很荒诞不经的现象就可能出现：假设一个乞丐到了北京，被以危害公共交通安全为由驱赶到了苏州，马上，他的行为就变成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再到了上海，就成了“扰乱公共秩序”的刑事犯。在一个追求法治的国度里，这显然是一种尴尬。

　　同样的乞讨行为，在同一片国土上，居然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定性。法律，成了可以随意缩短抻长“为我所用”的弹簧。这种混乱，在一个行政权力严格在法定明确许可的范围内行事的国度，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

　　乞丐该不该禁？对什么样的乞丐要禁？在什么样的地方禁？以什么方式什么手段禁？这些都不是不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有一点必须是肯定无疑的：不管是禁还是不禁，对乞丐的定性绝对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地一个样，禁与不禁的方式，也不是像现在这样各行其是。否则，这个国家整体法治环境将受到伤害。

　　童大焕（中国青年报 编辑）（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