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乞讨和收养，关于政府责任边界和公共利益，关于普遍权利和个人自由……这些天，舆论场风起云涌，莫衷一是。有一种十分强势的观点认为，为了多数人的权利、利益和自由，一些地方的政府近来相继出台的一系列颇具示范效应的限制乞讨行为的行政措施，乃是一桩天公地道的事情，毋庸置疑。

　　不必说，政府针对任何特殊群体的社会行为所采取的行政措施，只要它是合理合法且必要的，都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支持——对乞讨行为的正常管理当然亦概莫能外。这本是件无须争辩的事情。但问题是，一些地方政府先后出台的一系列旨在规范乞丐行为的地方法规和规章，或明显地缺乏现行的国家法规支持，或明显地存在着漠视乞丐这一特殊群体的法定权利和自然权利之嫌。譬如有些地方的政府部门，竟然公开“倡议”市民不要给乞丐施舍钱物——这已经属于典型的公权对私权的“捞过界”了；还有些地方在其规章中，居然将乞讨行为跟治安案件相提并论，甚至违法授予城管等部门以治安处罚等措施权；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法规的某些条款还很明显地存在着改头换面地“复活”收容遣送制度之嫌。有鉴于此，一些论者著文对上述行政行为，以及支持和赞赏上述行政行为的某些观点提出质疑，在我看来很显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理应得到尊重。

　　但是遗憾的是，那些对上述政府行为持无条件支持的评论者，在当自己的观点受到一再质疑时，就开始有些不耐烦了。于是他们宣称，“时评家”应该具备政治家的素质，像政治家那样思考和行动，否则就无权对时事置评。这是一种十分霸道而又很不“学理”的论调。无论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还是作为具有较强公共意识的普通公民，当他们在评说时事时，都无一例外地是在代表“舆论”发言。“舆”者，“贩夫走卒”也；所谓舆论，实际上就是指民间立场。假如我们认为“牛虻”这个比喻并不恰当或不合“国情”的话，那么至少不应该要求时事评论人都应该成为政府的幕僚、刀笔吏或“影子内阁”的一员，成为图解政策的技师。否则，别说时事评论人没有存在的必要，媒体也大可以回复到一报一刊的时代了。

　　一些掌握了一定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方面专业知识，或者仅仅是具备了某些“准入资格”背景的评论者，更是视“普通”时评作者为不屑之物而加以鄙视；也因此，他们喜欢将一些学术概念和术语生吞活剥地硬性移植到时事评论中，比较典型的做法就是，忽视人的社会性和自然属性，仅仅把他们当着“理性经济人”，将其放入自己的术语和概念集群中，在“真空”进行“纯理性”的推理和“剖析”。说实话，我本人也是十分推崇理性与建设性地批判的；但同时我也相信，真正“正确”的思想和政策，必须在不同声音的对话和博弈中，才可能产生。

　　我们曾经品尝过只有一个声音导向的“舆论一律”苦果，难道我们就那么健忘，以至于又在有意无意地制造一种新的，以另一种面目——专家或准政治家型评论——出现的，对舆论的“正确”导向模式？我坚决反对这样的一种思潮和模式，成为我们的时事评论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专家一律的话语霸权曾经给予我们的伤害之甚，“鲜活”的事例还少吗？对“亩产万斤”的滑稽“论证”之类就不说了，且回到文首话题，关于“乞丐的权利”，日前就有一位权威学术单位的一名法学专家对记者放言：“‘行乞权’在我国宪法法律中找不到其相应的根据。”对这一“外行”得不能再外行了的论调，我实在是无话可说，兹引一篇见了报（《新京报》2003年12月23日，作者李岳伍）的评论文章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这篇文字吧：“我认为，倘若一般人这样看待行乞问题，虽云错谬，尚可谅解，而堂堂人权教授、法学专家居然也如此‘说法’，那就真正令人不明所以、不知所谓。”(稿源：红网)(作者：朱达志)(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