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是有尊严的，如果，法官受到公民的随意戏弄，必须严肃追究其“藐视法庭”罪，社会舆论也有坚定地支持法官维护自身尊严的义务。但是，现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却要求我们的社会舆论应该坚定地为“戏弄”了法官的公民撑腰。

　　12月25日的《南方周末》就详细报道这起公民“戏弄”法官的事件真相。福建省邵武市下岗职工余战胜就自己所打的一宗官司，向审理此案的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及主审法官提出了“直接判我败诉”的请求。原告要求胜诉这是常理，余战胜违背常理的表现，对于法官来说就是一种最大的讽刺和戏弄。

　　如果要追述前因，这又应该可以看作是余战胜对于法官的反戏弄。让我们先来看看法官是怎样戏弄余战胜的吧——1997年10月5日，余战胜的妻子在邵武铁路医院产下了一对双胞胎，但第二胎男婴却成了脑瘫。余战胜先找了当地的医疗鉴定机关，但有关病例被严重篡改、涂抹，鉴定结果明显违背事实。后来官司打到南平市中级法院，2001年10月底法院决定做鉴定，却直到2002年7月才调来病历。一份病历竟然花了8个月时间。法官用慢拖的办法第一次戏弄了余战胜。2002年7月法院第一次委托上海方面鉴定时，医患双方均提出一要鉴定病历是否存在擦刮添改；二要鉴定患儿脑瘫是否是医院所致。但从后来的《鉴定书》看，当时法院只委托鉴定病历是否存在擦刮添改。而现在的鉴定又围绕“患儿脑瘫是否是医院所致”。也就是说，此案的鉴定，当初若肯按医患双方的意思做，一次性就可以做清楚。这是法官避重就轻、张冠李戴让余战胜钻了个圈套，第二次戏弄了他。后来，法院又委托国家司法部司法技术鉴定中心医疗责任，但鉴定中心指出“被擦刮前的原内容已无法辨认”，而法官在今年4月委托北京方面鉴定时，竟提出“请根据擦刮前的原内容进行鉴定”的委托要求！原内容已被篡改68处又过去了四、五年无法辨认，人家怎么鉴定呢？法官对于余战胜的第三次戏弄，我们真还不好说是个什么招，反正是把余战胜给逼急了。要知道这个打了近3年连一审尚未结束的官司已经使下岗的他耗资近30万元，举债十几万元，所以就写了“直接判我败诉”的书面请求，同时还呈交给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

　　“直接判我败诉”对法官来说是一种具有“黑色幽默”风格的严正抗议，虽然，抗议的结果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现在这起事件既然已经被公之于众，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舆论就应该对余战胜给予极大的支持。我们敬重法官，是因为我们尊重法律。法律的尊严是来自于它代表了社会公民的整体公正与正义。现在法官已经无视了法律的尊严，放弃了自己对于正义的坚持，他们把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威，变成了戏弄公民的依据，这样的法官值得社会敬重吗？这样的法官又有何尊严可谈？当面对冤屈的时候，我们寄希望于法院，当法院不公的时候，我们寄希望于社会的舆论媒体。这种当下中国的正义裁决的潜规则，虽然有时也会显出热情压抑了冷静、冲动代替了公正的弊病，但是，如果离开了舆论的介入，那些饱受冤屈的公民又能从哪里看到希望？

　　余战胜曾对采访的记者说，如果本院或上级法院的审判委会员能就他和主审法官的争议，组织专家听取主审法官及医患双方的陈述，然后对此进行裁决的话，那么很容易就判断出这个案件还要不要再继续兜鉴定的圈子了。但是，我们只能提醒余战胜，他还是太不懂“规矩”。目前对于法官来讲大都还是内部监督，作用不大。按照规定，当事人认为法官有问题时，可向法院的领导或监察部门反映。但现有的司法监督制度，重点在对已有判决结果的案件进行监督。因此，很多监督制度都是在法官有枉法裁判或违法违纪嫌疑时才适用的。而余战胜的案子，由于还没判决，自然谈不上枉法裁判。而说法官违反规定吗，法官又认为没有超过审理期限。至于就当事人和主审法官对未判决案件审理情况(比如‘要不要再鉴定’)的争议，由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召集相关专家听取当事人和主审法官的陈述，再进行裁决，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现有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法院一般也不会这么做。

　　法官对于余战胜的戏弄，是因为目前司法制度设计上存在疏漏，钻的是法律的空子。从这个角度讲，如果社会舆论再不能给余战胜以有力的坚决支持，那么，就是一种社会正义的严重缺席。当我们的法律制度还不尽完善的时候，当我们的法官滥用权力的时候，当社会舆论再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的公民又该去哪里寻求正义……(稿源：红网)(作者：康劲)(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