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二评“《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初稿）关于媒体监督的规定”

　　深圳市一份《预防职务犯罪条例》的初稿引起了传媒的关注，原因在于它提出了现行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以及以往中央各主管部门下发的文件中所没有的概念和表述。其中，记者的批评建议权、人身安全保障权，有相应的宪法条款的支持，也是任何公民享有的权利。关键在于“知情权”、“无过错合理怀疑权”这两个概念，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尚无明确的法律表述，但在宪法和其他法律中可以找到间接推论的依据。现在出现在讨论稿中，反映了传媒实践已经走到了现有法律法规的前面，需要修订和完善。

　　深圳的这种做法体现了党中央近年要求全党在思想上与时俱进的基本精神，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思想。当年马克思作为报纸的主编，曾对德国法庭的陪审员们说：“你们的职责恰恰就是要在过时的律令和社会的迫切要求的斗争中讲出自己有分量的话。那时你们的任务就是要超越法律，直到它认识到必须满足社会的要求为止。”

　　“舆论监督”在我国通常被等同于“传媒监督”，而我国的所有大众传媒都是国有资产，一部分传媒直接从属于各级党政机关。因此，舆论监督的性质，一定意义上是党政权力的延伸和补充，不完全是舆论在监督，甚至也不完全是媒介在监督，对一些较高职务的犯罪行为的曝光，其实是传媒按照有关领导部门的指示，在要求的时间和版面予以发布而已，并不是传媒主动揭露的。现在提出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过程中拥有“知情权”，即了解情况的权利，意味着记者拥有了主动揭露的权利。提出“无过错合理的怀疑权”，则进一步赋予记者在司法机关介入之前予以揭露的权利，这更是在我国舆论监督理论研究的领域的一个很大的观念上的进步。

　　本来，党政机关和国家公务员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应该接受人民的监督。基于这个原则，现代法治国家的传媒无形中被赋予代表舆论监督政府各部门和公务员的权利。在其职业道德范围内对一些官员的行为提出怀疑，即使后来发现搞错了，传媒也不承担责任。其实，这也给那些受到怀疑而没问题的官员以澄清事实的机会。我国的情况较为特殊，从1953年起便有一个党内的规定：同级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后来发展到不能批评同级党政机关的任何有领导职务的人员。这个规定与传媒作为党政机关的一部分的性质是相对应的，因而逻辑上具有合理性。在市场经济的新条件下，多数传媒体制上开始实行“管办分离”，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而与此同时，职务犯罪的现象增多，传媒应发挥更大的监督的功能。适当赋予传媒对职务犯罪较大的怀疑、揭露的权利，是及时的和必要的。深圳的这个初稿，所指的传媒和记者，应当是深圳市级的传媒，而所指的预防职务犯罪，也应该包括是市一级的党政机关。因此它无形中打破了同级传媒不得揭露、怀疑同级党政官员的工作传统，赋予传媒以较大的职业权利。

　　这里所说的“无过错合理的怀疑权”，与“传媒审判”是有原则区别的。传媒审判指的是职务犯罪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和审判之前，传媒替代司法为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这会干扰司法公正；而怀疑、揭露是一种舆论监督行为，当事人在传媒上应当有申辩的权利。马克思担任《新莱茵报》主编的时候就指出：“只允许根据官方文件或者已经作出的法庭判决来进行揭露。如果是这样，那何必要报刊放马后炮，在已经宣判之后来揭露呢？”现在，我们的传媒也许可以走到这一步了。

　　不论这个文件能否在明年获得通过，它所提出的舆论监督方面的记者的权利，在我国具有开创性。我国传媒的法治化在缓慢、稳步地前进，原来的各种体制性规定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推动这些变化的是生活、实践。“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如果理论之树常青，生活、实践就会推动理论的变革，因为谁也不愿意生活变成灰色。

　　本报特约评论　陈立丹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