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12月25日报道，北京市8名人大代表和8名政协委员考核北京市公安局长。其中流动人口管理问题引起了委员代表的注意。有代表认为，目前无固定职业的流动大军使北京街面一塌糊涂，卖假发票、制售假证件、贩卖盗版书刊等无所不为，威胁首都社会治安。但各部门似乎都无计可施。还有人认为，应该建立“第一责任人”制，对于流动大军带来的种种问题，应由公安局这样具有威慑力的执法部门任第一责任人，牵头城管等其他部门联合治理，填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后出现的管理空白。

　　这些代表和委员的见解看起来似乎无懈可击，而且还提出了综合治理的方案，看来是深谋远虑，但在我看来，这些看法可能还没看到问题的实质。让公安机关来牵头治理流动大军的说法，缺乏现代意识。北京市数百万流动大军，难道都是无固定职业的吗？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认为是。那么，如果流动大军很多都有固定职业，那么为什么要拿数百万流动大军是问呢？还有，难道无固定职业的人都是流动大军吗？无固定职业的人，都会去卖假发票、制售假证件、贩卖盗版书刊吗？有常识的人，也不会认为是。那么，如果不是，为什么要拿无固定职业的人是问呢？

　　北京市街面的确乱七八糟了吗？每一个北京人大概都知道，北京市的街面不是全国第一，也是全国前列。所谓的盗版软件、制售假证件、假发票等，都是有固定场所的。到中关村一走，就可以发现很多人上来问：要盗版软件VCD吗？还有一些人神秘地问：要毛片吗？到了海淀区北大、清华和人大的校门口，也不乏有人来问：需要文凭吗？而到了西直门地铁站和前门地铁站口，也会发现有人上来问：要发票吗？

　　凡是到过这些地方的人都知道这些情况，凡是需要这些东西的人也会到这些地方购买这些东西。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这些人，从口音来听，有一些是外地口音，但有很多并非是外地口音。

　　当然，这并不关键。因为现在的北京基本上都是外地人的北京，真正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比例并不高。关键的问题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为什么负责打击盗版、淫秽光碟、假文凭、假发票的政府机构都不知道呢？或者说知道了而没有采取行动呢？

　　显然，北京市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并非是流动大军和无业人员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政府管理缺位的问题：第一个缺位，就是有些部门官僚主义严重，没有仔细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行动起来，打击这些问题制造者。不了解情况，行动不力，自然要编造一些替罪羊来顶罪。

　　第二个缺位，没有为无业人员提供足够的福利救助。如果这些无业人员，得到了政府的帮助，都找到了工作，显然就不会冒风险去做这些问题生意。如果有些人不要工作，宁可从事这些问题生意，那么其量必然不多，政府大可以轻易进行打击。

　　北京市的治安问题，的确是需要重视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流动的百万大军，绝对不是犯罪的制造者。犯罪分子在其中的比例是非常少的。就像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惩治犯罪，把所有的公民都当做潜在的犯罪分子管制起来一样，我们也没有必要为此把数百万的流动大军用特殊的手段管制起来。更没有必要像有些代表委员所说的那样，要通过有威慑力的公安机关来协调各个政府部门，联合对流动大军实施严格的治理，以此来弥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后出现的管理空白。

　　如果真的如这些代表委员所说，北京市公安机关和其他政府部门紧急行动起来，严格管制流动大军，并“弥补”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后出现的管理“空白”，我们可以认为，2003年花了大力气才废除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将以另外一种新的形式出现。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监督政府是一件好事。但是北京市本届人大代表有762名，政协委员有720名。现在只有8名人大代表和8名政协委员组成的小组对公安局长进行监督。并且若干代表和委员的意见很可能是偏颇的，以偏颇的意见，通过议行合一的体制，去指导政府的工作，其效果很可能也是偏颇的。

　　人大、政协对政府的监督是重要的，但监督要有方。这需要提高代表委员的素质，但更为关键的是，要设计复杂的制度和程序，以尽可能减少监督工作的偏颇性。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