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

　　这是一个以新闻来表达思想的时代，也是一个新闻普及的时代。由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媒体的出现，新闻的供给与需求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互动式的新闻开始出现。这种互动性的新闻不仅实现了表达主体的互换，而且实现了表达内容的相互影响。在这个时代，新闻已经不是稀缺产品，而是一种交互式的产品。

　　在这样一种新闻格局中，公众的表达与新闻机构的表达几乎同步地出现。有时新闻机构的表达引起公众的表达；有时公众的表达也会成为新闻。新闻机构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事实本身的表述，尽管这种表述也是一种观点的体现，而应该在表述的过程中，更加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和逻辑论证方式。时事评论的作用突显出来了。

　　时事评论不是对新闻的反馈，它更象是对新闻的一种逻辑上的表达。它告诉公众新闻的背景，也告诉公众新闻的具体含义，还反映出新闻事件中公众的不同情绪和情绪产生的缘由。时事评论其实是新闻的延伸，它把新闻中的前因后果以评论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加大了新闻的张力，扩展了新闻的内涵，增加了新闻的容量。

　　在互动式新闻时代，知识分子担负着特殊的责任。一方面，他必须参与到新闻的加工制作中，为新闻的发生提供必要的宏观背景和专业性解释；另一方面他还要提醒公众避开新闻中的陷阱，防止出现新闻误导的现象发生。

　　知识分子的这种责任不是自设的，而是社会的必然要求。在一些学者看来，新闻的最佳视角应该是大众视角。然而在新闻的制作过程中，大众视角本身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同样是刑事犯罪，为什么有的被判处死刑？而有的却被无罪释放？除去专业机构依照法律公布的有关信息之外，知识分子必须对社会新闻作出更为详细的解读，而这种解读不仅仅是普及法律上的知识，它更多地是向公众传达现代法治的理念。知识分子的这种使命固然来源于他们的良知，但同样也是社会分工的要求。新闻机构向公众提供一种叫做新闻的产品，公众对产品的内容进行反馈，而知识分子更多地是以中立者的角度对新闻进行解读和评判。知识分子的这种角色定位使得他们的新闻作品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歪曲事实真相，知识分子必须对时事新闻作出有个性的回答。

　　在时事评论中，知识分子不代表新闻机构，也不充当大众的代言人，他只是代表他自己，对新闻事件作出独立判断。在一些国家，知识分子的这一独立判断权利甚至通过宪法加以保护。因此，任何以理性为借口而充当“主流”民意代表者的知识分子都是可耻的。知识分子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他的特立独行。人格的独立是知识分子存在的惟一理由。如果知识分子代表某一阶层的利益，或者充当主流民意的代表，那么他就不是新闻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政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的代表。

　　知识分子的责任不仅仅在于指出新闻中的“为什么”，他还要指出新闻中“掩盖了些什么”，以及新闻中“转移了什么”。新闻作为一种观点的表达，其本身带有强烈的倾向性。新闻的爆炸与新闻的寂静往往是同时发生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告诉公众当下的新闻所包含的实质意义，他还要告诉公众新闻的背后还有哪些新闻，一句话，就是还要揭开新闻提供者的画皮。

　　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以其自身的独立性为前提。而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并不意味着他应该脱离广大民众，而是要求其在广泛听取公众诉求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判断。对民意的梳理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学习和思考的过程。好的知识分子会虚心地听取民意，而不好的知识分子才会一意孤行。知识分子对待新闻的态度其实反映了其学识和人品。学识的多寡决定着其对新闻解读的广度和深度；而人品的高低则决定着其思想观点的正确与否。

　　时事评论作为新闻样式，为知识分子的表达提供了理想的空间。但是，时事评论的时效性往往又成为知识分子表达的天堑。正如审美需要距离一样，知识分子对新闻的理解也需要一定的距离。时事评论固然可以锻炼知识分子的表达能力，但它也有可能将知识分子的表达引入思想贫瘠的荒漠。知识分子必须坚守自己的立场，同时谨慎地作出理性的判断。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向公众虚心学习。来源：人民网